内容提要:倪嗣冲督皖时期运用多种手段筹措安武军费,中央正常拨发之外,主要有减政节支,挪充军费;截留解款,就地提拨;经办盐务,余利充饷;举借内外债款等。筹措军费途径的多样和稳定对倪嗣冲控驭安武军、安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倪氏家族与财团的壮大、民初安徽社会经济发展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倪嗣冲;安武军;军费来源
军费是军队的生命线,也是统兵者能否控驭军队的关键,同时亦与兵制、军政、财政、吏治、社会经济等息息相关。北洋时期各种军事力量之间争斗不休,所仗恃者,军队也;而所争夺者,军队亦为重要之一也。军费似乎应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主题,可长期以来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却关注较少,成果寥寥,仅散见于相关研究论著之中。安武军,是北洋时期倪嗣冲创建的极具典型的一支地方军队。认真研究倪嗣冲时期安武军军费的来源,对深化中国近代军事史以及丰富倪嗣冲、安武军、安徽地方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展开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安武军成军史及其所需军费
1894年,清政府令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编练新式陆军。1895年迁至小站,取名“定武军”,袁世凯于年底接管后,更名为“新建陆军”。1899年,“新建陆军”经适当整顿后改编为“武卫右军”,作为“武卫军”五军之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武卫右军劫后独存,成为清政府唯一的军备力量。
辛亥革命爆发后,皖省大部为起义军所占领,并计划进取豫东。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帮办河南军务。倪嗣冲起兵周口,所属兵力系混编而成,大概有河南、安徽巡防营9营,湖北巡防后路左营周茂冬退伍兵300余人,第六镇马、炮各1队,第三镇马队2队,共约5000人。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在此之前,倪嗣冲募兵5营,编为中路。10月倪嗣冲保荐其胞弟倪毓棻为皖北镇守使,并饬令其“仿照本军营制饷章,赶行添募步队十营,编为武卫右军前、后两路,所有应需月饷,由皖省筹给”[①]。至此,倪嗣冲所部已达五路25营万余人。
1914年6月,倪嗣冲被授为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9月在直隶招募5营,编为补充队第一路。1915年3月,所部改称“安武军”:“前武卫右军右路改为安武军第一路,武卫右军左路改为安武军第二路,武卫右军中路改为安武军第三路,武卫右军后路改为安武军第四路,武卫右军前路改为安武军第五路,武卫右军补充队第一路改为安武军第六路。”[②]后经扩充,至1916年底,数达八路,每路5营,另有总司令部卫队1营、马队1营、巡防营1营、陆山炮1队、马卫队1队、宪兵1哨、机关枪队2连、补充连1连、军乐队1队,此外有军舰、轮船修理厂、军队医院等,编制将弁、官佐、士兵共21669人,每年军饷共需4250993元。[③]
1917年张勋拥帝复辟兵败后,倪嗣冲近水楼台先得月。极力争夺收编之权、笼络上层军官、筹措编遣费用、处理善后事宜,最终改编定武军约40营兵力,称新安武军,仍由原有军官张文生等统带。是年底,剪去发辫,调入湖南作战。1919年3月,根据陆军部军务司编制的现有军队暨将领姓名、驻扎地点一览表显示的信息,倪嗣冲节制的新安武军有七路58营,驻扎安徽、江苏徐州,统领有殷恭先、张文生、钱广汉、陈德修、李绍臣、杨瑞文等。[④]其军费由中央政府按月拨给。
改张勋定武军为新安武军后,安徽同时存在两支军队,倪嗣冲有意整合之。1917年底,倪借口统一军制,协商中央,编制五混成旅45营,“其军官、军佐以及兵士即将原有安武军改编,倘支配不敷,并将新安武军挑选补充,所余军队改为皖省警备队,分防各县。至原有老弱军士,拟发饷三月,资遣回籍”。[⑤]显而易见,倪之目的在于保留旧安武军,并在此基础上编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如倪之初衷。1918年6月,倪奉令仅将旧安武军“改编为安徽陆军五旅部、十团部、步兵三十营、炮兵两营、骑兵一营、机关枪十连、工兵一连,又步卫队一营、马卫队一连,宪兵一连”[⑥],饷项一仍其旧。1919年7月开始改编,至1920年9月完成。
综上所述,安武军在数年之间由一支混编而成的杂牌军队扩编成一支数达5万余人、具有步、马、炮多兵种、实行混成旅建制的正规军,倪嗣冲创始之功不可没。军费是军队的生命线,也是统兵者能否控制军队的关键。当时评论曾如此直白:“至如安武军固不知国事为何物,苟军饷一门安全无恙,则东西南北皆可听命备调耳。”[⑦]倪嗣冲深谙此道,惨淡经营。
二 安武军军费来源途径分析
总体来看,倪嗣冲时期的安武军费是由中央政府负责的,而且也列入了预算(见表1)。可对于预算,倪嗣冲牢骚满腹,主要有两点:一是安徽军费预算偏低。倪嗣冲认为,与江苏、湖北、河南等相比较,“皖省疆域之广、民情之悍、匪党之多、地方之穷,为各邻省所未有”,可预算却低达100万元左右。二是预算限制行动自由。军费预算已定,“陆军审计、审计院种种手续不能超过预算,此目支出不准移入他目”,统兵者毫无支配之权,“军队行驻无常,地有繁简,物有盈缺,饷有早迟,有必须随时随地购求者,安能琐屑无遗,丝丝入扣”,“是逼人犯法,故入人罪也”。[⑧]
表1 倪嗣冲时期部分年份安武军军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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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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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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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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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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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
|
|
235.8286
|
1914
|
383.8246
|
0.732
|
384.5566
|
1916
|
373.5244
|
10.0323
|
383.5567
|
资料来源:缪新权等著:《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黄河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加之,北洋时期中央政府财政困难,欠饷之事时有发生。遇有出征作战,经常不能按时拨发开拔费、撤兵费。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大有不可遏制之势。从自身角度考虑,倪嗣冲还需要扩军以自重。因此,中央政府正常拨发之外,倪不得不多途径筹措军费。
减政节支,挪充军费
1913年8月底,倪嗣冲甫主安徽,即发表减政节支的讲话,公开宣称“事事缩小范围,暂以军事为主”,所有不急之务,皆令停办。“至行政方面,五司暂可不设,先设内务、理财两科以办应行之事,他如教育、实业当然停办,司法亦然,所节经费以岁计之,颇为不少。”同时要求裁汰冗员以节靡费,“事有数人合办者,今则责成一人”[⑨]。这为倪嗣冲主皖时期减政节费以确保军费来源奠定了基调。
后来倪嗣冲曾明确表示要保证教育经费,也曾批复凤阳等县教育会,教育经费专款专用,不得随意挪用,但此类事件却不时发生。1916年5月,倪嗣冲通令缓发教育、赈抚、平面测量等费,将教育经费移作地方团防之用,大多数县均遵照办理。省教育界认为此举关系民主宪政前途,派代表赴京请愿抗议。舆论压力之下,倪嗣冲不得已收回成命,并承诺“现在时局变更,教育应照旧进行,无庸停办”[⑩]。
1917年5月,倪嗣冲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运兵北上,需饷甚殷。财政厅长郑鸿瑞以库款空虚,“将教育、实业、议会各款实行停发。至各机关各职员薪俸,除军警外,有减发二成,如满百元者,减发三成之说。”[11]有意思的是,教育会长刘筠青急忙出来辟谣。他当众宣布倪嗣冲宗旨:“学校教育自当竭力维持,决不停废。至经费一层,除军饷外,所余即拨教育之用”。可事实上,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日前外县解到款项数万,因安武军饷项二万八千两,即要拨给,故今日各学校经费祇发二成,谓须俟外县再有借款,即行补发。”[12]1917年至1918年安武军入湘作战,倪嗣冲多次电请北京政府增拨所需临时军费30万元,未得答复。自1918年4月起,倪又一次将全省教育、行政经费挪充军费。[13]
截留解款,就地提拨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财政体系紊乱,省款不解于中央的现象普遍存在。“倪嗣冲在皖当政时,因本省收入不敷军事开支,经常直接提用中央专税、专款,以填补财政缺口。”[14]倪嗣冲主皖期间,除了1916年中央政府要求解款22万元,皖省解款14万元,其余年份如1917、1918年中央政府分别要求解款22.5万元和15万元,倪嗣冲均以战事紧张,军费筹措困难等理由敷衍。
不解款中央之外,倪嗣冲还曾挪用关款。1914年1月中旬,白朗军窜入皖西。军情紧急,需款浩繁,倪嗣冲电请袁世凯、财政部、陆军部饬令凤阳关随时接济。截止6月底,先后接济银币138849.9元、营平银13537.82两。剿事结束,本拟筹还,“适因向由部拨之武卫右军左右两路军费,于六月中旬奉中央电开,自五月起至八月止,约需四十余万元,而五、六两月尤迫不容缓。”事先未列入预算,临时又无款可支,倪嗣冲“只有将拟还关款暂挪济急,一面另筹解部”。[15]俟收款充裕,再行分期解还。
如果说截留中央解款尚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提拨地方款项则就显得随心所欲了。1913年9月,倪嗣冲下令倪毓棻抽调皖北营队剿匪,因行军费用无从接济,而“就近提拨颍州三河尖、三里湾、洪河口、界首集、凤阳关、阜阳县、太和县等处关卡七八两月所征厘税、地丁银两,先行提归临时军用”[16]。1919年初,援湘赣安武军及输卒、补充等3万余人撤回蚌埠遣散,“此项撤兵等费系就地暂挪,经皖督电请财政部拨还”[17]。
经办盐务,余利充饷
盐,乃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亦无代用品,无论何人,莫不食之。北洋时期中央政府虽曾明令规定不得乱征盐税,但中央和地方政府仍多次实行盐斤加价,以增加收入而作他用。从倪嗣冲的官宦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在盐务方面颇有成绩。早在前清任职黑龙江民政使时,倪曾开办官盐总局,自兼总办,官运商销,“行之四年,商民称便”,政府也获利甚丰,“赢余岁达二十万金以上,他日尚当倍蓰此数。”[18]因此,倪嗣冲入皖之后,曾多次经办盐务,余利充饷。
1911年12月,倪嗣冲甫入安徽,致电内阁,称皖北一带自开战以来,河道梗阻,以致盐船不得上运,颍属一带民间几至淡食。同时军费支出剧增,筹款异常困难。“拟请饬长芦运司暂拨盐五万包,运至漯河,由冲派员运赴颍属销售。俟售出后,除将盐价照缴运司外,余利尚可济军饷,于国课民食均有裨益。”[19]此举成效大著。据倪嗣冲呈文称,至1912年5月16日,所部开支不敷银236872.6869两,“均由冲前办颍州借运芦盐余利项下提拨”[20]。
1913年倪嗣冲招募中路5营,军饷无着。12月倪呈文袁世凯,拟照河南成案,略为变通,招揽殷实商号,组织公司,择购奉、东、芦三省盐斤运赴皖北各属销售。“似此变通办理,皖省藉得余利,则前募武卫右军中路五营之饷,陆军部电饬自筹,至此可以有着。”[21]之后有多家殷实商号组织同益公司承运,商定每盐百斤缴纳余利洋8角,“预计每年销盐六十余万包,约筹余利五十万元左右,足敷中路五营饷项之用。”[22]
1914年9月中路5营军饷由财政部拨发,以前的由同益公司弥补。倪嗣冲力争延缓了年余时间,至1915年10月结束。据清查结果显示,同益公司开办以来共售盐695525担,应缴余利洋189889元,而1914年1至8月间,中路5营共支出洋320204.609元。除去应缴余利外,倪向安徽财政厅借款洋100000元,仍不敷者洋30315.609元由同益公司垫付。国务卿徐世昌批示安徽财政厅照数拨付,以维军需。
盐务之利收归中央,倪嗣冲财政困难之下也曾直接实行盐斤加价以补军费之不足。1916年底,倪嗣冲以公民名义提出以盐斤加价之款创办因利银行,专门用来帮扶实业发展,最终达到皖人富足,国家强盛。可倪之多次变更的计划并没有完全表达其用意。1918年3月6日,倪致电中央,称所部援湘者已达23营,拟招募军队8营以维持地方治安,“所有饷粮即以皖省盐斤加价,尚无不敷”[23]。但此事延续3年,最终没有通过。
举借内外债款
据现有资料统计,倪嗣冲举借外债以充军费的情况较少,仅有1笔。1918年省财政厅以铁路桥梁枕木为担保,向英国怡大洋行借款40万银元,作为军政费用。[24]这与倪本人以皖省之力办皖省之事的原则有莫大关系。与之相比,省内中国、交通银行、天津金城银行等是倪嗣冲军费的重要依赖对象,“皖省政军各费,每至奇绌之际,即由中、交两行挪借”[25],至1920年已达150万元(见表2)。
表2 倪嗣冲时期安徽部分年份国内借款概况 单位:万元
借款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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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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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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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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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数目
|
借款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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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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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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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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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
43.5
|
军、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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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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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
|
中国、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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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5
|
206.5
|
军、政费
|
1916
|
财政厅
|
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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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021
|
148.2021
|
军、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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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
财政厅
|
中国、交通银行
|
90.7
|
90.7
|
军、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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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
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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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金城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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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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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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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费;银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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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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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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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银行
|
176.5199
|
176.5199
|
军、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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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
财政厅
|
中国、交通银行
|
101.4801
|
101.4801
|
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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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徽省财政厅编:《安徽财政史料选编》(第三卷),皖内部图书非正式出版字(92)第65号,第518-521页。
不过,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表2中所列“借款事由”基本上都是军费和政费,可实际上,政费所需较军费为少,且不如军费急切,可以拖欠,甚至不发。加之当时以军统政的现实,军费理所当然成为借款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用途。二是款项并不容易借得。如1917年5月财政厅长郑鸿瑞以军需孔亟,“向省城交通行借款十万元,该行未允。现委水君德轩赴芜交通行筹借,顷得芜电,仅有三四万元,余无法筹借。”[26]1918年安武军入湘作战后,前敌军饷、预备费限每月20号前筹拨。财政厅因积欠军费过多,不得已以杂税为担保,向天津金城银行、芜湖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抵借,同时言明如若6个月后杂税不能偿还,即以丁漕拨付。即使如此,借款还需要“省长出立印函保证”[27]。
三 安武军军费筹措的影响
安武军军费筹措途径的多样和稳定对倪嗣冲控驭安武军、安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倪氏家族与财团的壮大、民初安徽社会经济发展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1、军费来源稳定有利于倪嗣冲控驭安武军。
简单来说,统兵者对军队控驭力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兵变问题。所谓兵变,指的是军队的哗变、骚乱和起事,是士兵在内外因素的促成下进行的单纯的军事冒险行为。士兵当兵打仗卖命,所为者就是挣得军饷养家糊口。若军饷积欠不发,兵变最终不可避免,“可以说欠饷是兵变的一个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28]。通过对兵变的考察,可以对统兵者控驭军队的能力有所管窥;加强对兵变起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统兵者的筹饷能力对控驭军队的影响。
由表3可以清晰地看出,倪嗣冲之前的安徽兵变迭发,且均因为“欠饷”而起。倪嗣冲之后的张文生、马联甲时期,兵变也是此起彼伏,原因多是“饥饿”,实质上就是欠饷。“迨倪氏辞职,张文生继任,财政部忽生异议,军饷问题顿呈虚设,张氏万分着急。”[29]相比之下,倪嗣冲时期兵变虽不曾间断,但从未集中出现。究其原因,或政治问题,或官长问题,如果说与军费有关的话,那就是官长对于士兵的剥削了。从安武军费筹措上来看,倪嗣冲的筹饷能力强于前后主皖者,军费充裕,有利于加强对安武军的控驭。
表3 北洋时期安徽兵变起因情况简表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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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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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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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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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固镇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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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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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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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保安团
|
欠饷
|
19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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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芜湖芦军第五十七团第二、三两营
|
欠饷
|
191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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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安庆北门外集贤关北伐先锋队第二营
|
欠饷
|
1912.8.1
|
驻滁州第一团第七、八两连
|
欠饷
|
191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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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安庆第一旅第三营左队
|
欠饷
|
19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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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山运漕镇驻军
|
欠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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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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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县驻军
|
欠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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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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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巡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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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长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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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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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孔城镇驻军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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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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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顾家桥附近团防营一哨
|
不详
|
19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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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安庆安武军第八路第三、五两营
|
官长压迫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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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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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当涂定武军第四、六两营
|
官长压迫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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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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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下塘集退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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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长压迫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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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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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山县卫队、团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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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讨伐倪嗣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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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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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安庆城郊安武军第八路第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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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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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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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新安武军
|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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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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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驻军
|
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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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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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山县卫队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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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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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县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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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
资料来源:翁飞等著:《安徽近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444页。
2、军费来源稳定加剧了安徽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相对独立。
正常情况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军费由国家拨发,军队受国家控驭,兵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若国家不能为军队提供军费,兵权就很有可能落入私人手中。北洋时期中央政府财政困难,难以按时足额拨发安武军所需军费,倪嗣冲在极力要求中央拨发军费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筹得军费,奠定了重要的军事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式微,愈发难以控驭安武军,倪嗣冲日益形成地方军事力量。
当然,从安武军费筹措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中央统辖阶段(1911-1913年);中央、地方共同统辖阶段(1913-1915年);地方统辖阶段(1915-1920年)。到了地方统辖阶段,倪嗣冲建立了相关机构,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后勤军需保障制度,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安徽军队地方化,倪嗣冲就控制了地方的行政、财政命脉,从而获得了对抗中央政府的实力,二者关系趋于相对独立,倪甚至曾公开宣布独立。这同时也破坏了国家的行政、财政系统,使国家难以形成事实上的统一和集权。
3、军费来源与倪氏家族、财团之间形成互动关系。
倪嗣冲督皖长达8年之久,获取约2800万元的巨额财富,并进行大规模的实业投资,成为北洋军政人物在天津投资实业最多者,而这些实业在初期又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倪氏财团无疑为安武军的扩军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军费,而安武军的存在和壮大更加巩固了倪氏财团的经济实力,两者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以粮食路线为例,“倪嗣冲的粮食路线是与扩充军队息息相关的,因为扩充军队有利于军米的销路,扩充军队更能巩固自己的经济实力。”[30]
安武军军费来源与倪氏财团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保障就是倪氏家族控制了安徽主要的税收机构(见表4),如凤阳关、正阳关、蚌埠关、临淮关、明光关、盱眙关、怀远关监督或总办,各盐务局、厘金局、米捐局局长等。控制这些税收机构,不仅可以保证税收,而且也有利于挪充军费。
表4 倪嗣冲家族控制的部分安徽主要实业部门
姓名
|
与倪嗣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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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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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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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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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图凸山煤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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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道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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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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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关监督、正阳关盐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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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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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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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大总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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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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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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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埠茶厘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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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老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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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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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山煤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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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老相
|
本家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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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山煤矿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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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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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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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正阳关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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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益
|
女婿王普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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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迎河集厘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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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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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王普的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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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厘局及盐河厘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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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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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王普的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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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纸烟税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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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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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王普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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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盐务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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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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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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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武军粮饷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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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照安
|
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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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正阳关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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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庆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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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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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任蚌埠关、临淮关、明光关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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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子玉
|
侄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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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督销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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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洛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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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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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米捐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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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老盛
|
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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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关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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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雨苍
|
亲友
|
怀远关总办
|
赵敬堂
|
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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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厘金局局长
|
赵凤楼
|
亲友
|
六安毛坦厂厘金局局长
|
资料来源:翁飞等著:《安徽近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427页。
4、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初安徽社会经济发展。
由表5与表1综合可以看出,安徽财政赤字日益膨胀,居高不下。军费开支所占财政支出比例超过一半,1913年约51%,1914年约61%,1916年约57%。同时,用于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虽有所增加,但整体上偏少。单纯从这个角度来说,军费开支阻碍了安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表5 倪嗣冲时期部分年份财政收支表 单位:万元
年份
|
财政收入
|
财政支出
|
财政赤字
|
合计
|
经济建设
|
文教卫生
|
行政管理
|
1913
|
606.9
|
460.2
|
4.6
|
3.6
|
452.0
|
+146.7
|
1914
|
569.7
|
632.3
|
4.6
|
|
627.7
|
-62.6
|
1916
|
759.2
|
672.6
|
7.8
|
26.4
|
638.4
|
+86.6
|
1917
|
129.6
|
540.7
|
22.8
|
50.5
|
467.4
|
-411.1
|
1918
|
180.7
|
551.7
|
20.8
|
54.9
|
476.0
|
-371.0
|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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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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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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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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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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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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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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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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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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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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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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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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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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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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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财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原说明:+表示盈余;-表示赤字。
倪嗣冲采取多种手段筹措安武军费,对安徽民众也有巨大影响。第一,引起民众恐慌,影响民众正常生活。1917年“省垣中交两行自戒严后所存现款悉被安武军提充军饷,以致人民恐慌,纷纷持票兑现,虽经商会极力维持,然日来兑现者仍不乏人。”[31]安武军入湘作战后,军费乃当务之急,“倪督刻拟在安庆、芜湖、蚌埠三处中交两行共提拨军饷六十万元”[32]。凡此种种,显然会加重民众的恐慌情绪。第二,加重民众负担。倪嗣冲督皖期间,实行增关设卡、“卫田”升科、加征米捐、盐斤加价等,其目的多是为了筹措军费,而其所得也多用于临时军费,[33]这些当然会加重民众负担。
作者简介:郝天豪(1989- ),男,汉,安徽界首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北洋时期军事史、皖系北洋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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