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嗣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首先，他追随袁世凯，追随北洋政府，在简单地以阶级划线的年代，他在立场上就不能算作好人；其次，他的确屠杀了一批祸害他家乡的所谓“革命军”，而这些人都是放下武器、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杀降”使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屠夫”；最后，许多捕风捉影甚至是纯属虚构的事件，败坏了他的名声。由于革命党人最终掌握了舆论控制权，并且利用这些虚构的事件进一步败坏他的名声，从而达到丑化和推翻北洋政府的目的，又使这些“事件”沉积、发酵，变成了“真实”的历史，致使百年后仍然对他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颍州之役”是倪嗣冲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也是北洋军和革命党军事斗争的转折点。这一仗使“革命”、“光复”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也使他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而他的对手张汇滔则从投机革命的野心家变成了革命英雄。但是，此役背后的真相在民国时期就被媒体和地方文献深深地掩藏了起来，现在的研究者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给我们如实地描述此役的前因后果和历史真相，甚至对其中非常明显的矛盾都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今天就要结合阜阳本地文献，对此役的历史背景和关键人物进行透彻的研究，拨开历史的疑云，抛弃主观的成见，还原这次事件的历史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倪嗣冲。
倪嗣冲（1868—1924），原名倪毓枫，字丹忱，清末安徽省颍州府阜阳县人，出生地是在现在的阜南县三塔镇倪新寨（当时属于阜阳县）。关于倪嗣冲的本名，有许多文章都误作“毓桂”。但是，黄山书社1997年版《阜南县志》、阜南县人民政府网站，以及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李良玉教授主编的《倪嗣冲年谱》（黄山书社2010），其中引《颍州倪氏族谱》和金松岑《安徽省志·人物传·倪淑传》等都作“毓枫”。我们认为倪嗣冲的本名叫“倪毓枫”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出自老家而且时间并不久远的族谱、地方志肯定要比外地的史料可靠。
倪毓枫于清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三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的曾祖父是医生，祖父是粮商，都考上了秀才，但都没能做官。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倪家家境颇为富有，喜欢积德行善，在当地赢得了相当好的名声。1861年底，捻军和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围攻颍州府（今阜阳）三个月，倪嗣冲的父亲倪淑招募团练，袭扰捻军、太平军的后方，帮助清军解围有功，受到清军将领胜保的赞赏，并极力邀请他参赞军务，但被他谢绝。或许，倪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破坏，或许是他看不起胜保的为人，因为胜保是出了名的骄横跋扈。
安徽军阀苗沛霖，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他趁着举办团练抗击捻军的机会，势力迅速壮大，控制了皖北一带。他先是投靠清军，后又把清军逐出皖北，投降了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1862年春他参与围攻颍州府时，又在战场上秘密投靠清军，诱杀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但是不久他又背叛清廷，率军攻占凤阳、怀远，接着西进攻陷寿县、颍上，兵锋直逼颍州。倪淑率领地方民团，连续挫败苗沛霖所部，并在田市集（今阜南县田集镇）激战三昼夜，以少胜多，消灭了苗沛霖部七千劲旅，给苗贼以沉重打击，受到袁世凯的二爷爷、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团练大臣袁甲三的赏识。
同治十二年（1873），倪淑考中举人，这是倪家几代人中的“最高学历”，有了做官的资格。光绪元年（1875）倪淑入京，受聘于袁甲三长子、时任吏部侍郎的袁保恒，担任家庭私塾教师。倪毓枫和弟弟倪毓棻也在袁家私塾中陪读。后来倪淑选授四川开县知县，任满转长宁知县，都是袁家帮忙促成其事。倪家和袁家有如此的渊源，这就决定了倪嗣冲今后的发展必然与袁大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奠定了倪嗣冲一贯效忠袁世凯的政治立场。
一．镇压义和团
1893年，26岁的倪嗣冲考中了秀才。 次年，其父倪淑为他和弟弟毓棻分别捐官，毓枫的官阶是郎中（名义上是司级干部，但是捐的官都是虚职，想干实职还要等候出缺，并且还要贿赂有关的官员）。就在任命他为郎中的公文里，倪毓枫变成了“倪嗣冲”，至今没有人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按说任命文书一定是再三核准，绝不会出现错误，可是它就是出了，并且被倪家接受了。可见大清国是气数已尽，根本没把人当回事。但是，不管怎样，从此世上就没有了倪毓枫，而多出了个“倪嗣冲”。
1898年2月，倪嗣冲通过活动，得以选任山东陵县知县。这一年的十一月，义和拳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在北方地区蓬勃兴起。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拳是先剿后抚，最初是残酷镇压，血腥屠杀，后来看到义和拳队伍越来越大，而且他们的打击目标正是毓贤所最讨厌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于是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迷信义和拳的法术，希望能够利用他们赶走洋人，消灭洋教。于是毓贤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就是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改为正规的、政府承认的民间社团，加以大力扶植。对于他们冲击教堂、杀死教民、挑起事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甚至包庇纵容，百般回护，根本没有认识到义和团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存在的巨大威胁。于是义和团运动一时甚嚣尘上，如干柴烈火般在山东、河北地区迅速燃烧起来。
义和团运动的畸形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烈不满。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9月，倪嗣冲生母蔡氏夫人病逝于阜阳县老家。倪嗣冲按当时的制度要回乡“丁忧”——守孝三年（实仅25个月）。离任之前，倪嗣冲在陵县大规模秘密逮捕义和团成员，并上书山东巡抚毓贤，痛陈义和团的危害，和招抚措施的失策，要求立即严惩义和团。倪嗣冲把公文发出以后就回家守孝去了，而毓贤对倪嗣冲的建议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当年的12月，清廷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以毓贤查办义和团不力为由，改任他为山西巡抚。在山西，毓贤更加变本加厉地纵容百姓屠杀外国传教士和华人教民，焚毁教堂、医院，在他的纵容下，山西的义和团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最终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于1900年（庚子年）借保护侨民的名义攻陷北京，这就是“庚子事变”。最后在列强的逼迫下，毓贤被清廷以义和团“罪魁祸首”的罪名处死，这是后话。
毓贤离开山东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署理（代理）山东巡抚，他立刻带领在天津操练出来的官兵7000余人赶赴济南，办理完交接事务后，就着手对山东义和团进行镇压，义和团运动迅速跌入低谷。清政府对袁世凯的表现非常满意，短短的三个月后，1900年3月，袁世凯改为实授山东巡抚。
1900年6月，英、法、俄、美、德、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逃亡途中发布诏令，要求各地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袁世凯在大力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也对义和团的源流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放在旧档案中的倪嗣冲上书，其中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非常契合袁世凯对待义和团的方略，他觉得：如果早日按照这个方法办理，义和团怎么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倪嗣冲虽然也是捐钱买的官，但和其他捐出来的官还真有区别。于是马上对倪嗣冲“夺情起复”（因国家的需要剥夺了官员尽孝的义务），任命他为“直鲁沿边九县善后委员”，协助自己处理河北、山东交界地区义和团善后事宜。
倪嗣冲回到山东后，立刻积极采取措施，着手镇压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他首先在陵县侦察、秘密抓捕了一批义和团首领，然后又亲自带领马、步、炮兵三个营的清军共计500余人，抓捕山东、河北交界处9个县的义和团成员，因此被记大功6次，并被袁世凯保荐为恩县知县，又被连捐带保为知州。有些史料说倪嗣冲抓到义和团成员就随手杀掉，甚至凌迟处死。这些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根据可靠史料，倪嗣冲对义和团成员并不是逮住后就酷刑处死，而是都交给官府处理。因为当时的死刑都要经过刑部甚至朝廷核准，倪嗣冲是不敢滥杀俘虏的，除非他想坐牢。另外，活捉比杀死所得的奖赏要多，从经济效益考虑，不到非常时刻，也不能随意杀降。
1901年9月，中国和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撤出北京。11月7日，忧愤交加的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改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保荐倪嗣冲任职于“留京执法营务处”，具体负责八国联军撤走后北京城秩序的恢复与重建。1902年2月，袁世凯又把他调到北洋大臣衙门，任北洋总理营务处、行营营务处发审、执法营务处，成了北洋大臣衙门里最有权势的人物。
1902年3月，直隶广宗县武举人景廷宾因抵制洋教士和地方官吏合伙强行摊派的“教案赔款”，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号，发动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到数万人。袁世凯派段祺瑞、倪嗣冲、曹锟等带兵镇压。北洋军几天内取得了三次大的胜利，农民起义军很快溃败，景廷宾趁乱脱逃。倪嗣冲亲自领兵冒雨一天一夜追击200里（一说300里），俘获了景廷宾，并因此被提拔为二品衔、记名候补道。接着又提拔倪嗣冲为“总办巡防营务处事宜”。1905年，就在倪嗣冲在安徽、河南招募新兵的时候，他的父亲病故，倪嗣冲再度丁忧。仅仅过了半年，就又被袁世凯启奏起复。11月初，袁世凯委任倪嗣冲为北洋行营营务处总办。这个职务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应的位置，估计应该相当于北洋军总参谋长。就这样，倪嗣冲靠着袁世凯这棵“大树”，加上自己的努力，官位一升再升。
二．官场受挫
1907年11月，经袁世凯推荐，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保荐倪嗣冲为黑龙江省署理民政使、黑龙江省各军翼长，兼领巡防营务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在此之前，倪嗣冲已经召集富商共同投资，创办了东三省垦务公司。1908年4月，倪嗣冲实授黑龙江省民政使、兼领营务处，分管省城巡警局、开办兵屯（军屯）事务，接着，又分别担任黑龙江省官盐局总办、禁烟公所总办。东北地区人口稀少，物产丰富，土匪比较厉害。倪嗣冲任职期间，全力剿匪、禁烟，当然也不忘经济建设，尤其是抓盐政，为建省初期百废待兴的黑龙江省迅速解决了财政困难。《大公报》在1910年1月20日的报道中说，倪嗣冲“所办军政警政赫赫有声，而于盐政一门，著效尤速……固不独商民称便已也。”
就在倪嗣冲踌躇满志准备在东北发展的时候，形势出现了转折。这年（1908年）冬天，光绪皇帝驾崩，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死了，新登基的小皇帝（宣统皇帝）溥仪未满3周岁，虽然不像香港电影《火烧圆明园》那样登基时还要吃奶，但处理国家大事肯定是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了，所以一切国事都要由小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掌管，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载沣摄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手握重兵的北洋总理大臣袁世凯，理由是袁世凯的脚出了毛病，让他回家养病去。而实际上朝野上下都知道，袁世凯是汉人，他所操练的新军，已经成了大清帝国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汉人掌兵，历来是满清朝廷的大忌。但是，200多年养尊处优的地位，已经把清军由野猪变成了家猪，完全没有了当年入关后的铁军风采。自义和团、太平天国以来，他们在战场上不堪一击，要打仗只能依靠汉人组建的军队。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加上袁世凯的新军，哪一个都让满清朝廷心惊肉跳，如坐针毡。但是曾国藩、李鸿章虽然手握重兵，却只是为清廷卖命，并没有贰心。李鸿章奉旨割让台湾，更是替清廷背了个大大的黑锅，却丝毫不敢抱屈。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没有朝廷的命令，他李鸿章能敢擅自割让台湾？不灭他九族才怪！再说，没有朝廷的认可，他李鸿章签下的和约能算数吗？但是，当别人当面、背地里骂他是“卖国贼”的时候，他却从来没有申辩过。另外，研究曾国藩、李鸿章的学者都知道：这两位都有被洋人劝说背叛清廷，取而代之的经历，更有洋人恬不知耻地赞美李鸿章是“天下第一完人”，明确表态支持李鸿章当皇帝。两位的经历是如此相似而奇怪，如果不是有意编造，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这实际上是清廷请洋人来试探他们的！幸亏他们都拒绝了，否则一定是大祸临头，身败名裂！曾国藩秉性忠厚，儒家思想浃骨沦髓，轻易不敢背叛朝廷；李鸿章出过洋，对于洋人见利忘义的本性看得入骨三分，绝对不会轻易相信那些洋人。所以他们都没有上洋鬼子的当。但是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都不同，他的实力在不断壮大，已经超过了朝廷能够控制的程度，而且没有经过考验。这正犯了清廷的大忌。所以载沣罢免袁世凯后，立刻大力扩充满族军队，试图全面掌握军队。还有一层，载沣自己属于“帝党”，在戊戌变法中支持新政；而袁世凯，众所周知是慈禧太后“后党”的人物，并且一开始伪装成帝党，在关键时候变节投靠慈禧，至少在外界看来，戊戌变法就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而失败的。事情就是这样：失败者对于变节者的痛恨，往往要超过对敌人的憎恨。一有机会，先要除掉的就是叛徒。维新派与保守派虽然势不两立，但是，对袁世凯则更加痛恨。所以，载沣一摄政就把袁世凯给撸了个精光，打发他回河南老家赋闲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载沣的担心并不多余，袁世凯确实有当皇帝的野心。
袁世凯一下台，倪嗣冲也没了靠山。1909年2月，锡良（蒙古族）调任东三省总督，接替徐世昌。很快就有人举报：去年由倪嗣冲主持修建的屯田房屋，本用银10万两，倪嗣冲报销了14万余两，多余部分全部中饱私囊。倪嗣冲很快就因贪污被弹劾。后经锡良派人查实，倪嗣冲“捏报浮支”的款项有马匹、犁子及建房、柴草等项，共计用款两万零九百三十六两四分六厘。这些款项被悉数追回，倪嗣冲“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永不叙用”。他的两个外甥华鉴章、华钧章等也都受到了严厉处分。
锡良取代徐世昌，标志着清廷“去袁运动”的开始。倪嗣冲这次被罢免，就是因为他属于袁党，所谓“捏报浮支”，其实基本都属于应该开支的款项，“贪污”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至于有资料说倪嗣冲拿他侄子倪道烺顶缸，却没有史实依据，倪道烺顶多是同时被罢免和逐退的人中很不出名的一个。清廷要去除的是袁世凯的心腹倪嗣冲，倪道烺还达不到这个级别。
三．革命和机遇
此时的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了。袁世凯罢官归隐，仍然“心系朝廷”，通过他的爪牙，密切监视着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国民革命第一枪。革命军建立军政府，并推举黎元洪为湖北省军政府大都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宗旨的现代革命政权，此后各省都开始闹起了独立。清廷统治集团一片惊慌，不得不匆忙“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俱督办剿抚事宜”，岑春煊不愿意干，“请辞四川总督，诏不许”（《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下同），因为清廷贵族里已经没人能担当起扑灭革命党的大任了。随后不久，清廷又“诏长江水陆诸军俱听袁世凯节制”。10月26日，“授袁世凯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命军谘使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江北提督段祺瑞总统第二军，俱受袁世凯节制”，冯国璋、段祺瑞本来就都是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得力干将，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恢复了袁世凯的全部军权。11月7日，清廷组建的以满人亲贵为主的内阁倒台，袁世凯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内阁。第二天，袁世凯起身进京；第三天，“诏特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特命”的意思是，遵照宪法，君主立宪制的内阁总理大臣应该由选举产生，因为第一届内阁尚未组建，只能由朝廷任命，所以称为“特命”。11月14日，袁世凯开始组阁，16日宣布了国务大臣名单。这时候，南方各省几乎全部发生了新军兵变、宣告独立或武装起义（统称“光复”），革命大旗插遍了大半个中国。就连东三省新军也要求独立，想推举总督赵尔巽任都督，被赵尔巽拒绝。赵尔巽是个铁杆保皇派，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史稿》，就是由他在1914年主编的。这部史书虽然编成于民国，赵尔巽领导下的一群冬烘纂修官却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污蔑、谩骂革命党人，因此这部书曾经一度被国民政府禁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赵尔巽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东三省新军想独立，竟然推举这样的人当领导，真是可笑！我们看那个时候的“革命”，政治上太不成熟，简直就像一场儿戏。
倪嗣冲被革职后，全家搬到天津居住，他本人则频繁往来于京津两地，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生意。倪嗣冲非常善于经营，手头有一点资金，就能将本求利，运营不衰，逐步做大。如果是生活在和平年代，那他一定是一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实业家，胡润富豪榜、福布斯富豪榜，哪一个都少不了他。除了做生意以外，他还一直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袁世凯被起用后，倪嗣冲很快被袁世凯委派为充任湖北新募防军左翼翼长，带兵前往武汉，镇压辛亥革命。一个月后，前东三省总督、现热河都统锡良忘记了曾经弹劾、查办倪嗣冲的事情，带病出面保荐倪嗣冲“娴于兵事，人称其能”（《倪嗣冲年谱》），袁世凯于是任命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省长），兼帮办军务。河南省是袁世凯的故乡，袁世凯让倪嗣冲担任他家乡河南省的布政使，充分说明了对他的信任，也有让他监视安徽尤其是阜阳的意思。
河南、安徽虽然分属两省，可是，袁世凯的老家河南项城县，与安徽阜阳县是搭地边的邻居。由于安徽是革命党与清政府对抗的前沿阵地，而阜阳又处在这个前沿阵地的最前端，所以颍州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豫东一带的安危。革命军如果拿下颍州，向北可以直捣袁世凯的老家，在政治上对清廷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向西进攻京汉铁路，则可以切断进攻武汉的清军的补给，威胁到清军的战略后方。可见阜阳落入谁手，实在是关系重大，非同小可。而此刻的颍州府，正陷入一场由革命带来的灾难。
四．颍州光复和程恩普
本来颍州光复的进程非常顺利。颍州革命的主将，是程恩普。程恩普，字稚周。民国以后，在他的家乡颍州府阜阳县，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大家都不直呼其名，只称他的字：稚周，或程稚周，即所谓“以字行”。这是过去人们表示敬意的习惯（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他的长辈还是直呼其名）。所以请大家记住：程稚周就是程恩普，程恩普就是程稚周。
程恩普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皖军名将、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程文炳20岁就被推为圩长，在家乡组织民兵，抵抗捻军和太平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军事才华。当他听说袁甲三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亳州主持剿捻，就只身前往亳州，向袁甲三陈述剿灭捻军和太平军的方略，让袁甲三感到非常惊奇，立刻招入军中，赏给他五品顶戴，并拨给了精骑兵百名，让他当了先锋官。
程文炳以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起家，但他不乱杀人，曾经拒绝过曾国藩让他杀害俘虏的指令，被曾国藩誉为“有古仁将之风”（见民国《阜阳县志续编》，以下简称“《县志续编》”）。因此，在战场上走投无路的太平军、捻军士兵都指名要投降他（《清史稿·程文炳传》）。他最后以军功官至长江水师提督，去世时是1910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清史稿》里有他的传记，百度百科也能搜到他的词条。程文炳虽然是清军将领，但他思想开放，很早就让第二个儿子程恩培到日本侦察其政治军事动向，回国后将侦察到的情况写成书上奏清廷，可惜清廷由老迈昏庸的慈禧太后当政，不能用他的建议。程文炳是袁甲三的部将，对袁甲三始终都非常尊重。程文炳发迹后购买的私宅，在今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袁寨本名中流村（中流集），程文炳为了表达对袁甲三的敬意，给它改名为袁寨，为的是和袁甲三老家的村寨同名，因为他认为没有袁甲三就没有他程文炳。所以可以说，程家与袁家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程家与袁家有姻亲关系：程文炳的第五个儿子、程恩普的弟弟程鑫章，是袁世凯的侄女婿。程恩普20岁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与柏文蔚、陈独秀、卢镜寰、廖少斋等革命青年志同道合，组建了安徽第一个革命团体——同学会。1905年，程文炳又让程恩普到日本留学。程恩普虽在东京同文书院读书，但他仰慕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次到横滨谒见，并且加入了同盟会。多次接触之后，孙中山先生对他非常器重，让他和同盟会代总干事孙毓筠共同主持安徽省的革命事业，在皖北组建同盟会。因为同盟会为清廷所熟知而屡遭镇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经孙中山先生亲自批准，同盟会淮北分支称为“安仁会”。孙中山先生还亲自为安仁会设计了会徽、图章，制定了会规、制度，入会誓词则仍然沿用同盟会的誓词，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先生的周密布置，为安仁会的发展指引了正确的航向。
1906年，程恩普与吕荫南、王允仲等随同考察东洋政治的外交大臣李盛铎出使日本，在东京谒见了孙中山先生，汇报在国内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其时恰逢安徽同乡会改组，起因乃是革命派与保皇派意见不合，造成分裂。程恩普坚定地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上，与王揖唐为代表的保皇派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当年底，程恩普与孙毓筠、权道涵、段云一起返回南京，准备约赵声、柏文蔚发动武装起义（柏文蔚现在是南京新军的军官）。但是，孙、权、段三人刚进南京，就因为携带炸弹被两江总督端方的侦探发现并遭逮捕，程恩普与张汇滔闻讯逃回老家，相约在各自的家乡发展组织，开展活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次事件在后来审讯的供述中说是“刺杀端方”，史料中也大都这样描述。这是比较片面的。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策动新军起义，这与全国的革命形势是相符的，刺杀端方只不过是被捕后的借口，为的是减轻处罚，并且不牵连新军中的革命同志。孙毓筠、权道涵、段云被捕以后，端方就组织了审讯。但是，因为孙毓筠是满清相国孙家鼐的侄孙①，又花钱捐了道员，主要是与端方有世交，所以对他网开一面，作为首犯仅被判处五年监禁；而作为从犯的权道涵、段云反倒被判了终身监禁。更为奇怪的是，本来在孙毓筠的第一次供词里，也提到了程恩普的名字，但后来在报纸上公布的时候都被开了“天窗”，说明当时就被涂抹掉了，到第二次供词里就绝口不提了。这大概是因为程恩普的父亲正在长江水师提督任上，端方不想把他牵扯进来。
程恩普回到阜阳后，创建了革命组织安仁会，这是淮北地区最早的革命党组织，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他出资让表兄吕济川在阜阳城开设益智书局，作为安仁会的总部，联络革命同志，发展革命力量。当时清廷统治力量薄弱，地方自治十分盛行。程恩普被推举为地方自治董事会总董，阜阳商会会长。于是他倡议创办团练，名义上是保护地方自治，实际上是在训练革命军队，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此时的程稚周，在社会各界都具有极高的声望，成了颍州的实际领导者。
武昌首义的消息刚传到阜阳，由于袁世凯出兵镇压，邮递、电报等传播渠道都被切断，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传闻。程恩普准备响应，但苦于得不到信息，不敢轻易起事，于是就派人南下安庆打探消息。得知革命成功后，遂于当年的11月17日（阳历。阴历为九月二十七日，即袁世凯宣布内阁成员名单的第二天）在阜阳农学堂召集同志，宣布颍州独立。颍州团练随即改编为革命军，称为“淮北国民军”（本来应该简称“淮北军”，但是，为了与后面的“淮上军”有明显的区别，我们把淮北军称为“颍州军”）， 程恩普被推举为军统，宁治臣（字隽元）为副军统，吕济川任参谋长。革命军声势浩大，颍州知府、满族人长绍、阜阳县知县胡汝霖闻讯，弃城逃走，革命党人兵不血刃夺取了颍州的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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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徽辛亥英杰》和维基百科如是说。而冯自由《革命逸史》（载《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说是其侄。按：孙毓筠（1869-1924）比孙家鼐（1827-1909）小42岁，应该是其侄孙。
五．张汇滔和他的淮上军
本来颍州光复都是程恩普和颍州军的功劳，这些都记载在《县志续编》里，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班班可考，定非虚构。但是，外界却都说是张汇滔率领的淮上军光复了颍州，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颍州光复之前，11月5日，寿州（今寿县）在全省率先起义，成立了革命军，称“淮上国民军”（简称“淮上军”），总司令王庆云，副司令袁家声、张纶、张汇滔（兼参谋长）。江淮一带是清末李鸿章淮军起家的地方，民风彪悍；寿州又是清军驻扎的重地，乾隆二年（1737）在这里设置军镇——寿春镇总兵府，统辖皖北军政。耳濡目染，形成了尚武的民俗。值此乱世之秋，人心思变，所以淮上军一起，民间纷纷响应，连同反水的清军，兵员很快就达到 2.5 万人。淮上军兵分四路，出击皖北：主力由杨穗九、朱复初、胡继戎、蒋维陶、程登荣和李诱然率领，向东进攻临淮关、蚌埠，主攻张勋，切断津浦线；向南由王体乾、夏鹏翔率领600人，往合肥；两天后，段云、权道涵等人率军向六安进发，准备光复六安后向南进军安庆；最后，11月11日，才由张汇滔率领骑兵、步兵各两个营，沿着淮河往西进发，据说是要光复颍州府。
张汇滔，字孟介，寿县西乡人，年轻时在安庆军中当兵，1904至1905年间，赴日本留学，恰好与程恩普同时。张汇滔在日本结识了寿县老乡、同盟会代总干事孙毓筠，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也参与了南京策动新军起义的行动，与程恩普一起逃回老家。寿州起义时被推举为副司令兼参谋长。
张汇滔的行军意图和轨迹至今是个谜。安徽的许多资料说他是去光复颍州府，可是他沿着淮河南岸向西，到达正阳关的时候，并没有渡淮北上，进军颍上、阜阳，而是沿着淮河一路向西，经霍邱向西南进入河南省境内，在光山县遇到了河南新蔡革命党人阎子固率领的“北伐军”（这支军队前期活动情况不明）。阎子固也是同盟会员，与张汇滔早就认识，于是，在张汇滔的提议下，两军合并组建“淮上军”，张汇滔自任总司令，阎子固任副司令（见《任芝铭存稿》，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请注意：这支“淮上军”的总、副司令仅此二人，与寿县的淮上军根本不是一回事。由于安徽、河南信息不通，资料交流很少，所以直到现在，河南方面的研究者还以为淮上军就只有张汇滔、阎子固领导的这一支；而安徽这边也很少有人知道河南竟然还有一支“淮上军”，总司令就是张汇滔，更不知道还有个叫阎子固的副司令！至此，张汇滔西行进入河南的目的昭然若揭：他是想单独拉出一支队伍，自立为王。为了与寿州淮上军有所区别，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把这支部队称为“张部淮上军”，在不引起误解的前提下，仍称“淮上军”。
张汇滔在组建了新的“淮上军”之后，并没有在河南境内逗留，而是留给阎子固一个营和数门重炮，自率主力匆忙赶回正阳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民国《颍上县志》的记载，在寿州起义后，很快就有一支百余人的淮上军，在一个叫李子文的军官率领下，从正阳关渡淮北上，驻扎在颍上县城东的新河口两岸。这支淮上军第二天被突然赶来的驻颍州府巡防营一举全歼。而据张之屏的《淮军纪略》（载《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黄山书社1990年版），则是被颍上县知县孙谨仁诱杀。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认为应该是李子文到达时，颍上知县为了避免打仗，派人与李子文谈判，愿意和平光复。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大革命时代，都不知道满清政权还能维持多久，见了革命军就投降，如果清军再来了就再反水，没有清军驻扎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孙谨仁要投降，李子文是相信的。但此时恰逢颍州府巡防营到来，那时阜阳还没有光复，巡防营还没有归顺程恩普，就把这股淮上军全部消灭了。这样，在颍上方面看，纯粹是颍州府巡防营的责任；而在淮上军看来，那就是颍上知县诱杀了他们。这就是张汇滔率领主力部队折返回来的原因，他们要进军颍上，为李子文报仇。11月18日，张汇滔到达颍上，中午开始攻城，次日凌晨2点，知县孙谨仁缒城逃跑，张汇滔率部进入城内。
接下来淮上军干了什么？据《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刊登的张之屏《淮军纪略》，淮上军入城后，“部署已毕，出榜安民，惟田相坤营有数士兵违法侵掠，由（应为“田”）立予正法，三军萧（应为“肃”）然。居民外逃者，至此皆络绎归城，托庇护焉。”
但是，民国《颍上县志》却是这样记载：“张汇滔等既据县城，纵所部搜民间武器及骡马，并勒索金钱，怨声载道。”《颍上县志》的编者张星桥曾任民国颍上县教育局长，同情国民革命，因此不可能污蔑淮上军；此事又是他和家人的亲身经历，并非道听途说，也不存在虚构。种种迹象表明：张部淮上军确实军纪败坏，并不像张汇滔他们自身宣传得那么好。一个显著的例证是：30年前我第一次到颍上的时候，就听颍上的老人骂人时说：“你望望你孬哩，跟Rinima淮上军样哩！”
张汇滔攻占颍上县城是11月19日凌晨，已经是颍州光复后的第三天了，这时还没到颍州呢。说“淮上军光复颍州”，这不是扯淡么？
六、鹊巢鸠占
程恩普得知张汇滔光复颍上的消息后，立刻赶到颍上，犒劳淮上军，并迎接张汇滔前往阜阳。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他悔恨终身的错误决定。
根据《县志续编》，程恩普的本意是想与张汇滔合作北伐，威胁袁世凯的老家，或直趋京汉铁路，切断清军后路，减少武汉革命军的压力。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如果张汇滔能够按照这个计划行事，革命党人就会顺利地掌控河南地区，前往武汉镇压革命的清军被切断补给，就会不战自乱。中国西线的革命形势好转，袁世凯也失去了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安徽乃至中国的格局就会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不至于南北僵持多时，最终被袁世凯利用。如果真能这样，中国近代的历史就得重写：孙中山先生就能顺利实现他的革命理想，北洋军阀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淮上军对国民革命厥功至伟，怎么颂扬都不为过。但是，张汇滔没有接受程恩普的建议，而是呆在颍州城里，一直呆了18天（11月24日—12月11日），一直到倪嗣冲到来。他在这期间都干了些什么？
安徽文学期刊《清明》杂志2011年第5期发表了季宇先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历史纪实文学：《铁血雄风——辛亥革命在安徽》（以下简称“《铁血雄风》”）。在谈及颍州的革命时，就是这样写的：
皖北的形势本来一片大好。11月间，淮上军出击皖北，使颍州府一州五县（实应为一州六县，见下）除亳州之外全部光复。不久，张汇滔兵出蒙城，西征豫东沈邱、淮阳等地，这使袁世凯大感不安了。
实际上，以上这段文字，除了“淮上军出击皖北”符合实情以外，其余全部是张汇滔被倪嗣冲赶跑后在当时的一些报纸上瞎扯的。颍州府实际管辖一州六县（不是五县）：阜阳、太和、涡阳、蒙城、颍上、霍邱，还有一个亳州。现在的阜阳、亳州两市和霍邱县，都属颍州府管辖。而张部淮上军除了光复了霍邱、打下并打劫了颍上外，到阜阳后不仅没有“西征豫东沈邱、淮阳”的打算（还不是行动），而且与颍州军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县志续编·颍州光复记》这样记载：
（程稚周主持颍州光复后）谍报：汇滔已率淮上军至颍上，恩普往犒劳，并与商北伐会师期。议已定，而寿人徐国柱方侨居郡城，潜赴汇滔军，以颍最殷富，力说留住筹饷，勿遽北。
汇滔入城后，国柱益肆，挑拨两军间，纷纭数日，城人咸自危。恩普知其狡谋，益与汇滔推诚相见，且言：“机不可失。”请汇滔出蒙城，而己率军出涡、亳，期会师豫境，共扑京汉（铁路），扼清兵南下道。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程恩普到颍上迎接张汇滔的时候，本来是商议共同北伐。而寿县人徐国柱却告诉张汇滔，说颍州府及其各州县都很富裕，应该先筹集粮款，不要搞什么北伐。张汇滔来到颍州后，徐国柱又挑拨两军关系，以至于城里人都担惊受怕。幸亏程恩普看透了徐国柱的阴谋，更加与张汇滔推诚相见，然后二人进行了分工。
这一段文字写得非常隐晦。徐国柱说服张汇滔进军阜阳城的理由是“颍最殷富”，竭力劝说张汇滔留在颍州筹集粮饷，这不难理解：就是要张汇滔先在这里搜刮民财。那么，徐国柱“挑拨两军间”说的是什么呢？
《张汇滔年谱》（视野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记载：
△程恩普迎张汇滔入城，两师会合后，改编为北伐军第四师，张汇滔任第八旅旅长，接着张汇滔令宁隽元进兵太和，程恩普进兵涡阳、蒙城，自率部向豫东进军。
《淮军纪略》也记载：
颍上既光复，越二日（11月21日），颍州代表程稚周来迎师，……派骈锦芳（按：即骈绣章，后被徐国柱刺杀身亡）同程以前卫队先往，……十八日（农历十月十八日，阳历12月8日。这个日期不一定准确）遣程稚周率步兵二营、炮兵一营往涡阳……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徐国柱“挑拨两军间”说的就是他利用张汇滔的贪婪心理，想让淮上军吞并颍州军，达到独占颍州，肆意抢掠的目的。事实上他真的做到了，张汇滔不仅把颍州军“改编”为淮上军，而且在颍上就把程恩普当成了自己的部下：他让骈绣章和程恩普一起先开往阜阳，实际上就是让程恩普做他的先锋官，根本不把他当成友军领袖、革命战友。还有，阜阳团练一个营和清军驻颍州府巡防营，本来都已经改编为颍州军，但在出征周边州县的时候，两个管带和大部分士兵都留在城里，没有跟着程恩普，显然是张汇滔把他们作为自己的部下使唤了。就连出征颍属各州县的分工，也并不是二人协商的结果，而是张汇滔自己的决定，说他“令……程恩普进兵涡阳、蒙城”、“遣程稚周……往涡阳”，措辞并没有失误。
七．淮上军之祸
光复颍属各州县的分工是这样的：在张汇滔到来之前，程恩普已派宁治臣（字隽元，史料中多称为“宁隽元”，不知道隽元其实是他的字）率一队（一个连）去光复了太和，请大家注意：淮上军到来之前宁隽元已经光复了太和，这跟后来发生的事件关系极大；张汇滔派出淮上军两个营，由岳逸九、孙冶臣率领，出征蒙城；而让程恩普带着一个营和一个炮队去光复涡阳、亳州。这样的安排大有深意：自己的部队出征蒙城，一方面接近攻打蚌埠的淮上军东部主力，必要时可以拉来作为后援，攻打蒙城比较容易；另一方面，拿下蒙城后也可以阻拦东部淮上军主力西进颍州，与自己瓜分胜利果实。而程恩普部进军涡阳、亳州，则很有可能遇上从河南前来增援的清军，那就让颍州军抵挡去吧！
至于张汇滔自己，并没有“率部向豫东进军”，而是坐镇颍州城，大肆敲诈勒索。据《申报》1912年1月31日报道，张汇滔率部来到阜阳后，“驻兵府署，检查官公各款，以经手绅董……等十余人有侵蚀舞弊，遂索拿到案，令其赔偿。”有先期逃跑者，又“将其家资查封，限期缴款，此即该绅等所指张孟介扰害之所由来也”。
在革命形势尚未明朗、南方尤其是武汉革命军迫切需要支援的情况下，张汇滔的这些举动是什么意思，还需要解释吗？你打的旗号是革命军，不是纪检委、监察部，有什么权力“检查官公各款”？“索拿到案”、查封家资、“限期缴款”，这和土匪绑票有什么区别？不是“扰害”又是什么？倪嗣冲在后来致袁世凯内阁的电文中更进一步指出：逃亡的士绅和倪军进军阜阳途中探得的消息都称淮上军在颍州城“鞭辱官绅，抢掠民财，苛罚商贾，毁坏学校，侮辱妇女，种种蹂躏，民不堪命”！这跟土匪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张汇滔的说法当然完全不一样。据《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张孟乙关于颍州失守详情电报》，（张汇滔）“于军令持之尤严，兵士有擅取学堂床席违令者，饮酒恣肆因而口角者，各杖数百；陈排长讹索居民，统制查获，拟斩，各军官哀求，乃责一千，处以监禁。”（《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394页）看起来真有“王者之师，秋毫无犯”的意思。可是，读过古代军事、战争小说的人都知道，军士违反军法，严重的就是处死，对于罪不至死的官兵，大多是“杖责八十军棍”，这就够他疗养很长一段时间的了；杖责超过二百，就有可能把人打死，那还不如给他一刀痛快。因为受刑的都是自己的战友，犯了死罪就杀，不忍心让他临死还受尽侮辱和折磨。可是张汇滔对部下违纪的官兵们，动辄杖责数百乃至上千，竟然没有打死，还可以“处以监禁”，那人可真是命大呀！用敝乡一句调侃的话说，“张总司令啊，你这哪是打人耶，你这是打麦秸垛哩你！”用相声语言可能说得更明白些：您老这不是惩罚违纪官兵，您这是要把执法的军士活活累死啊！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出：张汇滔所谓的执法云云，都是编出来的，因为未曾执法，所以说起来没谱，连“杖责八十军棍”都不会说。淮上军在颍上县城最多呆了5天，就闹得“怨声载道”；那么，他们在颍州城呆了半个多月，难道老猫会吃素吗？颍州官民所指斥的淮上军种种恶行，绝对不是向壁虚构！
《县志续编》尽管用了曲笔，但其中的一些说法稍加分析，仍不难看出其背后隐藏的阴冷的真相。比如书中说徐国柱“挑拨两军间”，“人心汹汹者多日”，说的就是程恩普试图保护颍州官民，阻止淮上军的暴行，结果与淮上军发生了严重冲突；而徐国柱则企图利用两军之间的矛盾，让淮上军彻底吞并颍州军，以达到长期独占颍州的目的。但是由于程恩普及时觉察，带兵出征，才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
至于张汇滔在颍州城劫掠的钱财，也有数目可考。1912年1月31日《申报》载：“二十四日（阳历12月14日）夜，城陷，倪纵兵抢掠，……计所得约在二十万金以上，目下窝藏倪家寨（倪嗣冲家）。”这只能是张汇滔的鬼话。首先，倪嗣冲从打下阜阳到此文发表时一直不曾离开阜阳城，如果他真是“纵兵抢掠”，有谁敢去盘点阜阳官民遭受的损失？倪嗣冲肯定不会自己公布抢劫所得，那么张汇滔的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得来？最重要的是，《县志续编》中所有记录这次事件的文章，都没有提到倪军入城抢劫的事。该书编者的仇倪、反倪的立场十分明显，即使倪军有小规模抢劫事件，他们也一定会详细记录下来，甚至会加以夸大；要是真有“纵兵抢掠”的现象，他们更会浓墨重彩、大事渲染，绝不会讳而不书，只字不提。再说，这里的“二十万金”是个含混的概念，不知道是银两还是当时通行的银币，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大。二十万两白银或二十多万块银币，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都应该在亿元以上，倪家寨没有金城汤池，没有重兵护卫，倪嗣冲把那么多大洋放在那里，怎么放心？最重要的是，这么多赃款窝藏在倪家寨，你张汇滔是怎么知道的？说到底，这“二十万以上”的大洋或白银，如果不是虚构，就一定是张部淮上军劫掠得来的，所以张汇滔才这么清楚。因为他没能带走，索性就栽赃在倪嗣冲身上了。
1911年11月8日，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独立后，为了安徽省都督的问题，革命党和旧官僚矛盾尖锐，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革命党人吴春旸（吴旸谷）决定西上九江请兵援皖。11月13日，黄焕章率浔军（即九江兵）一个团进驻安庆。11月15日，浔军因向咨议局索要10万大洋没有得到满足，突然发动兵变，围攻都督府，都督、前清巡抚朱家宝缒城逃走，黄焕章纵兵大掠，先后抢劫了军械所、省府大库，接着扩大到商店、当铺和居民，安庆城里的富户无一幸免；乱兵还纵火烧了四牌楼和城北当铺，甚至杀害了请他们来的吴旸谷。这次事变，史称“浔军之祸”。对比起来，颍州遭遇的这次事变，则是名副其实的“淮上军之祸”。 相比起引狼入室的吴旸谷，程恩普没被杀害，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浔军祸皖很快平息（11月20日），肇事者黄焕章被带回九江，随即被执行枪决，但是，九江革命军的本军并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对安徽革命的影响也仅限于省城安庆；而淮上军祸阜，却要付出损兵失地的惨重代价，并且直接导致了安徽国民革命的最后失败。因为这次来的不是革命军，而是张汇滔政治上的天敌和宿命中的克星——倪嗣冲。
八．包围颍州城
倪嗣冲刚被任命为河南布政使，甚至连关防印信都没发，淮上军占据颍州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于是袁世凯让他带兵前往阜阳，镇压淮上军。而实际上，淮上军祸阜，倪嗣冲早在11月30日前就已经接到了从颍州城逃出来的士绅的报告，并做好了剿灭淮上军的军事准备。12月3日，倪嗣冲被委任为河南布政使的当天，就通过电报向袁世凯汇报了淮上军在颍州的人数，及调拨、组建军队进发颍州的情况，并且安排其弟倪毓棻回颍州，整顿四乡团练，以备助剿。而此时淮上军却浑然不觉，还在城里大肆搜刮勒索。
在率军来颍州的路上，倪嗣冲被袁内阁改任为武卫右军行营左翼翼长，兼署安徽布政使（省长）。理论上说，他取得了安徽的合法统治权，尽管安徽绝大部分地区都在革命党人的掌握之中。
太和光复后，宁治臣（宁隽元）被推选为县长。他觉得大局已定，就派参谋陈子贞把主要兵力带往涡阳，去会合程恩普。所以，当倪嗣冲部到达太和时，宁治臣根本无力对抗。倪嗣冲因为与宁治臣有姻亲关系，就派了一个北洋巡警员卢乃斌前往交涉，让他及早退出太和。宁治臣指责倪嗣冲在南北议和期间出兵，但是对方只承认是要去剿匪，谁敢阻拦，一并消灭。宁治臣无奈，12月7日夜间率部撤离，投奔程恩普去了。第二天早晨，清军驻亳州统领李辅勋（字竹铭②）进占太和（请大家注意这个李辅勋，下面还要讲到），12月10日，倪嗣冲率主力部队来到太和。
倪军主力从西北来，宁治臣从太和撤离，为什么没有向南撤回自己的老家——离太和只有70里、而且有张汇滔主力部队驻扎的阜阳，而是去投奔远在外地的程恩普？下面的事实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宁治臣撤离以后，淮上军却来了。据倪嗣冲1911年12月19日《为攻克颍州请褒奖员弁致内阁电》（下引电报只注日期），12月10日下午4点，淮上军的骑兵侦察部队就出现在距太和八里的陈渡口，遇上倪嗣冲的骑兵前卫，突然开火，被倪军击退。这些人退到阜阳、太和之间的刘家集，遇上淮上军的主力部队，大概五六百人。当他们知道太和出现了清军大部队时，立刻连夜退回颍州城。这支部队，有资料说是淮上军的侦察部队。但他们前锋人很少，而且遇见倪军就主动开火；后续的大部队人很多，却不敢打仗，这根本不像是侦察兵，而是典型的要进攻某地的阵势。那么他们到底要进攻哪里？《淮军纪略》说：“十九日（阳历12月9日），潘玉珊率步兵一营取太和”。这就奇怪了：宁治臣不是已经光复过太和了吗？潘玉珊还来干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要从宁治臣手里抢夺太和！张汇滔还不知道清军已经来到，宁治臣已经撤走，所以只派了潘玉珊一个营的兵力。一个营抵御倪军显然是以卵击石，但要从宁治臣手里夺取太和，那是绰绰有余了。所以前锋见了倪军以为是颍州军，贸然开火；后续主力部队知道是清军后不敢应战，连夜退回阜阳。至此，张汇滔居心之歹毒，已经昭然若揭，宁治臣远道投奔程恩普就好解释了。
等潘玉珊汇报了倪军的真实情况后，张汇滔他们再想逃走已经来不及了。这也能够解释张汇滔为什么会孤军奋战，坐守颍州，最终被倪嗣冲几乎全歼了。
其实颍州城里城外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倪嗣冲即将进攻阜阳的消息。12月11日上午11点钟，倪嗣冲到达刘家集的时候，遇到了从颍州城逃出的乡绅、父老和团练官兵，他们纷纷向倪嗣冲控诉张部淮上军占据颍州后，“官绅士庶横被鞭辱，以搜索军械为名，仓库、公款及民间牛马、财物、粮米抢劫一空，并掳掠妇女，生杀自由，惨无人理。”（12月19日电）他们（颍州士绅）也曾派出代表向淮上军总部控告张部淮上军的不法行径，“寿军首领王庆云亦云尾大不掉，无可如何”（12月18日电），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倪嗣冲了。这一切更激发了倪嗣冲及其手下将士决意消灭淮上军、收复颍州城的斗志。于是他们连夜进军，于12月12日凌晨2点进抵颍州城下。倪嗣冲立刻进行了紧张的军事部署，他命令炮队分兵两路，分别从东南、西南方向架起大炮准备轰击城里。另外派出一队沿颍河大堤潜往东门外埋伏，防止淮上军逃跑。他自己则亲自带着骑兵往来接应。
在所有的部署中，没有与张汇滔和平谈判的安排。
12月12日早晨，潜往城东埋伏的部队在阜阳城外的三里湾被淮上军的外围部队发现，立即交火。由于淮上军人太少，根本不是倪军的对手，很快被击毙20余人，俘虏2人，其余人员逃入东门。倪军乘胜前进，又遇上了从城里冲出来的淮上军100多人，再次交火，又打死30多人，生擒15人，其余人员退入城内。淮上军揭掉大街上的石板，封死了所有的城门，顽强死守。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炮战。就在这时，倪毓棻带领团练2万余人，会同左营管带周茂冬从河南沈丘、项城前来会合，倪嗣冲随即命令他们攻击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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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辅勋，字竹铭，江苏徐州人。清军驻亳州统领。《县志续编》中写作“李竹明”，误。
九．众叛亲离的张汇滔
其实张汇滔心里也很害怕，就在潘玉珊退回城里的当天夜里就打电报四处求援，希望不明真相的革命党谴责袁世凯，制止倪嗣冲。远在南京的江浙联军虽然真心想帮张汇滔，但是，远水不解近渴，谴责袁世凯破坏和谈也没有任何效果；武汉的湖北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根本不承认张汇滔是革命军。至于安徽省内，孙毓筠虽当上了都督，手下却并无一兵一卒。近处的，宁治臣投奔程恩普去了，而程恩普则在光复亳州的路上遭遇了一场惨败。
原来，程恩普率军光复涡阳时，当地的革命党人王善继（字孝甫，后来成为安徽省议会议员）先期率领老百姓欢迎革命军，涡阳顺利和平光复。程恩普随即准备进军亳州。清军驻亳州统领李辅勋，听说程恩普率军到来，立即派代表洽谈，表示愿意仿效涡阳，和平光复亳州。不料，就在此时，李辅勋突然接到河南巡抚齐耀琳转来的电报，称倪嗣冲已率大军前往阜阳，要他配合。于是李辅勋马上变卦，表面上仍然欢迎程恩普，暗地里却在亳州南边的溜子集设下埋伏，偷袭了颍州国民军。程恩普猝不及防，损失惨重。经过激烈的拼杀以后，革命军牺牲了54人，100多人受伤，撤出了战斗，退回中流村。
此后程恩普干了什么？《县志续编》说“恩普军退至颍东之中流村，欲赴援（救援张汇滔），已无及”，这完全是典型的曲为回护，掩盖了事实真相。这个亳州统领李辅勋就是宁治臣退走后带兵进驻太和的李辅勋。他是在偷袭了程恩普之后才到的太和，时间是12月8日早晨。那么程恩普这一天也早该退回到了中流村。这一天离倪嗣冲包围阜阳城还有4天，而中流村离阜阳仅30里，他如果想与张汇滔合兵抵抗倪嗣冲，完全有这个时间，甚至在亳州战败后就应该直接到阜阳去。那他为什么没有到阜阳来？倪嗣冲12月10日致内阁的第一封电报称 ：“程恩普复有就抚之意”，就是想投降的意思。这不是程恩普革命意志不够坚定，而是痛恨张汇滔在颍州为非作歹，招致清军大军围攻；更担心张汇滔借口亳州战败，追究他的责任，最后以执行军法为名，杀害自己，吞并颍州军。以张汇滔的为人，这样的事他是干得出来的。所以程恩普不是来不及支援张汇滔，而是根本就没去阜阳。
淮上军本部也没有派出主力部队前来支援。当初颍州乡绅向淮上军总部控告张汇滔时，王庆云明确表示自己对张汇滔无可奈何。事实上淮上军一开始就四分五裂，王庆云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他就算想支援张汇滔都没有办法。最后只有张汇滔的弟弟张梦韭，带了1000多人从寿县出发，12月12日抵达阜阳东的三十里铺，遭到倪军的迎头痛击，死伤了数十人后，大部分溃散逃跑，只有300多人跟随着张梦韭退守颍上。张汇滔最有指望的一点援助也化为泡影。
最不可思议的是张汇滔部下的态度。据《淮军纪略》记载：此时受张汇滔指派光复蒙城的岳逸九、孙冶臣，因为大功告成，回来向张汇滔复命，走到半路上，听说倪嗣冲围攻阜阳，孙冶臣想要救援，岳逸九却坚持说咱们打不过倪嗣冲，撤吧，于是两个人撇下了张汇滔，带着军队撤到颍上去了。
前面已经说过，张汇滔在河南组建成“淮上军”后，留给了阎子固一个营。他们与河南的革命军顺利攻下河南的商城、固始，然后北上进攻新蔡。新蔡县有一个税关码头叫三岔口，是全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非常富裕。淮上军打下了三岔口，获得了大量的现洋和枪械，然后继续进军新蔡县城，不料遇上了姜桂题的毅军，两军隔洪河对峙了几天。张汇滔求财心切，打电报让留在河南的那个营先把三岔口的战利品押解到阜阳。不料这个营在颍州西乡（今临泉境内）发现了倪嗣冲的外围部队后，且不去增援张汇滔，而是直接押着战利品往南去了。后来他们转移到河南固始县的三河尖，那是介于安徽霍邱和阜阳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在那里与失败后的张汇滔会合后退回寿县。而留在新蔡的阎子固，无法与清军对阵，随即撤退了，新蔡县的资料没有说他们撤退到什么地方，反正没有来支援张汇滔。
阴差阳错，颍州军倒是有一部分被关进了城里。原来，12月2日孙毓筠当上安徽都督后，因为手下没有军队，就写信让程恩普给他派一部分人马作为自己的嫡系亲军。程恩普于是就让陈子贞带领一部分人去安庆支援孙毓筠。陈子贞带着这部分人回到阜阳城，准备回家告别一下，拿一些生活用品之后再出发。不料头天晚上进了城，第二天一早就被倪嗣冲的大军围困在城里了。
这样，能够跟随张汇滔守城的，就只有他和潘玉珊带领的各一个营，陈子贞的一部分人马，其余的就是颍州军收编的清兵了。
张汇滔万般无奈，只有死守。倪军反复冲击、炮轰，始终没能攻进城里。张汇滔见救兵始终不来，绝望之下，只好派城里的乡绅吴奉恩（字兆璜）、赵安澜到倪军中调停，商议投降事宜。但是，这些乡绅跟倪嗣冲不是亲戚就是亲戚的亲戚，他们心里早就恨透了张汇滔，巴不得倪嗣冲早日攻进城里，把淮上军杀个精光。所以他们见到倪嗣冲后，不是劝他接受淮上军的投降，而是把城里的布防情况、人心向背等等，兜底儿告诉了倪嗣冲，鼓动倪嗣冲彻底消灭淮上军。倪嗣冲得到这些情报，大喜过望。他让吴、赵他们回去后，暗中联络愿意投诚的原驻颍州清军和地方团练，许以重赏，约定暗号、时间，准备内外夹击淮上军。城里官民和驻军的反水，决定了张汇滔失败的结局。
十．剿灭淮上军
12月14日夜间，倪嗣冲密令预备云梯10架，然后挑选勇士，排兵布阵，准备攻城。主攻选在淮上军防御比较薄弱的北城东北角和西北角。北城墙的外边隔条路就是泉河，难以部署重兵，而且城墙比南城更高，攻击尤为困难，所以防守相对比较松懈。被策反的颍州府巡防营管带朱兆勋、团练管带徐金城也都部署在这个方向。
12月15日清晨4点钟，倪军向城里发起猛攻。不料城里也早有准备，当倪军爬上城墙时，淮上军突然从城墙上冒了出来，一齐开火，倪军遭受很大的损失，几乎撑不住了。但是在城内清军的策应下，淮上军被击退，倪军打开了北门，冲进城里。很快，四门大开，倪军蜂拥而入。淮上军进行了激烈而顽强的抵抗，但是架不住倪军人多势众，立功心切，很快就被打垮了。晚上7点，张汇滔缒城逃走，淮上军停止了抵抗，倪嗣冲占领了颍州。
据《民立报》报道：倪嗣冲攻破颍州后，“凡在城内遗弃如薛君子厚，李君受唐二人，以及该城内首先欢迎民军代表程君稚周家眷与无发辫之学生，全被生擒捆绑，以洋油焚毙。”（《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373页）我只能说：这里面有一大半是张汇滔事后编造出来的。《张汇滔年谱》说得更“生动”、更详细、更恐怖，也更不靠谱。《县志续编》里没有倪嗣冲虐杀战俘的记载。
在破城之后，倪嗣冲确实屠杀了一批淮上军战俘。据阜阳市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先生介绍：倪军进城后，大肆搜捕淮上军。凡无人认领、无家可归的外地人，一律被集中到小隅首东的一个无名大院里（今阜阳军分区驻地，《县志续编·阜阳县城厢图》中此院无名，但不是外地史料所说的城隍庙），然后让他们报数，数“一、二”。大家都知道，淮上军大都是寿县、怀远一带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二”说成“à”（啊去声）。倪嗣冲就让他们说两个数，凡说“èr”的就当场放走，说“à”的就站在一边。等鉴定完毕后拉到门外的大街上，全部杀死。仅半天的时间，就枪杀了500余人。对于这些放下武器仍然被屠杀的淮上军将士，我们深表同情。归根结底，他们是死于张汇滔的错误决策和贪得无厌。倪嗣冲杀害战俘，成了革命党人攻击他的口实。“倪屠夫”的绰号由此而来。但在当时，杀俘并不罕见，革命党人也有这样干的。《县志续编·白雨峰传》记载：“二次革命发生，张勋部辫子兵围攻南京紫金山，被我军俘获者三百余名，黄留守兴命尽歼之，（白）雨峰不忍，是夜将每人辫子剪下，各给银二元，即遣过江”，然后抬着辫子到留守府复命。可见黄兴杀俘也是毫不手软。白雨峰时任粤军驻南京第八师师长，如果不是他，这三百多条俘虏的性命恐怕就完了。张勋围攻南京失利，不止紫金山一隅，俘虏肯定很多，留守府辫子也该堆积如山，蔚为壮观，那么黄兴怎么没有被称为“黄屠夫”呢？主要是舆论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没有人去渲染甚至知道这件事。
但是，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倪嗣冲所杀的只是淮上军，而对于本地的国民军，则网开一面，就连围城前一天晚上进城的颍州革命军参谋陈子贞，也没有加害，后来他还作为国民党安徽支部的特派员，在阜阳联络同志，成立分部，和倪嗣冲的代表争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众议员的选票。至于说“程稚周家眷与无发辫之学生，全被生擒捆绑，以洋油焚毙”，则纯属扯淡。须知程稚周的家眷是袁世凯的亲眷，倪嗣冲根本不敢加害。确切的证据是：1912年1月14日倪嗣冲致内阁的两封电文中，先后提到打下颍州后，程恩普的“胞兄程恩培、堂叔程文藻前后函达面商，表示愿意悔罪归诚，……恳请赦免”；“程恩普愿意归诚，但迟迟未到颍州”。
淮上军死在阜阳的有多少人？据《县志续编·武备志》记载，来颍州的时候，“张兵千余人”。而据《倪嗣冲年谱》统计，“共计击毙淮上军约五六百人，生擒三百余人，缒城及突围的淮上军约一千六百人。”这个数字不可靠。击毙的人中，应该有一部分是阜阳的革命军；生擒300余人，恐怕少了，应该是《县志续编》统计的、经“鉴别”后杀死的500余人；至于逃走的人数，更是虚估。从城墙上往下缒，生生就是活靶子，层层包围之中，竟至于放走了2/3的人，即使天黑，即使是挤着眼开枪，也不至于让那么多人逃走。《县志续编》的编者大都亲历此役，所记淮上军千余人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数字。我们前面也已经算过，张汇滔留在阜阳城里的淮上军仅有一个营（1000人），其余的就都是改编的清军了。倪嗣冲多报逃跑的人数，可能是为了降低杀死淮上军的比例，以减轻来自革命党人的压力。这么算来，城里战死了四五百人，俘虏、杀死了500余人，跟随张汇滔逃出来的人就寥寥无几了。1912年1月1日《民立报》报道：“我兵越城逃出者，仅百余人”；《颍州光复记》说张汇滔“率数十人缒城出”，应该接近实情。
12月26日，因为颍州剿匪有功，清廷赐倪嗣冲“额尔德穆巴图鲁”勇号，并且官阶升至一品。据“百度知道”网友yezi1950告知，“额尔德穆巴图鲁”是蒙古语，意思是“有学问的勇士”。可见袁世凯非常明白、十分重视颍州在南北争夺战中的重要地位。
十一．惜哉程恩普
这里补充交代一下程恩普以后的行踪：颍州被倪嗣冲攻陷后，程恩普亲赴安庆、南京请兵，促成了皖省革命军北伐。南北议和成功后，孙毓筠任安徽都督，请他担任淮北革命军司令，并指定驻扎颍州。但是，程恩普因为和议已成，“兵多徒苦吾民”，“吾党起兵，原以救国救民为宗旨”，坚决拒绝了孙毓筠的挽留。
此后，程恩普分散家财，遣散部下，自己到上海创办报纸，从事新闻工作。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程恩普寄居上海。袁世凯也曾多次托双方的亲友，邀请程恩普到北洋政府任职，但都被他坚决拒绝了。孙毓筠辞去皖督后，变节投靠袁世凯，参加了为袁世凯当皇帝大造舆论的小团体“筹安会”，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程恩普闻讯，异常愤慨，卖地筹资5万元，在上海法租界永乐里五号秘密成立淮北讨袁军办事处，策划讨袁事宜，并派人到皖军（倪嗣冲部）中策反。据《县志续编》记载：派去策反的十多人中，有一位叫程殿振的同志，因为与倪嗣冲的族孙、倪军团长倪金镛相识，就企图策反倪金镛。结果反被倪金镛套出了他们的秘密，于是前往倪军策反的所有同志都被一网打尽，全部牺牲。革命党人的政治幼稚症在这里又一次显现出来，程恩普策划反袁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
后来袁世凯企图当皇帝不成，突然死亡，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派人到上海，用重金收买的方式遣散讨袁军各机关。其他各地的讨袁机关都去领了钱，甚至还有冒领的；唯独程恩普不去申领，而且引为奇耻大辱。至此，他对国民革命彻底丧失了信心。北伐完成后，国民党中央高层领导了解到程恩普的生计窘迫，想让他出来任职，以便解决生计问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牺牲为革命党之本分，若望报偿，与术工投机者何异！稚周不忍为也。”事实上，北伐将成未成之际，国民党高层对自己的盟友共产党痛下杀手，四一二政变、马日事件、宁汉合流，清党、限制异党，屠杀共产党人，其反动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作为报人，程恩普对这一切早有耳闻，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他是不会同流合污的。
程恩普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多年的奔波使他更加衰弱。讨袁军机关解散后，他“外愤军阀之专横，内痛党人之腐化，病益不可支”（《县志续编·程稚周传》），就长期休养，不再过问任何政务。“九一八事变”后，程恩普愤恨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忧愤交加，常年卧病在床，想回乡而不能。最后于1943年7月25日因呕血病逝于上海法租界，享年61岁。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以航空快递寄挽言“耆德旧勋”；国民政府专门发布褒扬令，文曰：“程稚周早年参加革命，矢志忠贞，历岁驱驰，不辞艰险。辛亥之役，倡义颍州，促成皖北光复，勋勤卓著。民国后留寓沪滨，淡泊自安，独完清节。兹闻溘逝，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用彰潜德而显旧勋。此令。”国民政府的褒扬令，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程稚周在颍州首倡义举和皖北光复中的功劳。
颍州光复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全局性的。清军第一军总统段祺瑞、直隶总督张镇芳等在致内阁威逼清廷退位、尽快建立共和政体的几封重要电文中，都曾经提到颍州光复，可见此事件对全国大局的影响。《颍州光复记》评论说：如果淮上军不与颍州军发生纠纷，倪嗣冲的军队就不会攻打阜阳；张汇滔和程恩普合力攻占京汉铁路，清军后援受到阻滞，全国的革命形势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颍州光复的影响岂能会仅限于颍州府这一个地方呢？评论非常中肯。可惜事实却是：张汇滔垂涎于本地的财富，假革命之名，肆意掠夺，贪利忘义，坐等强敌围剿，最后被倪嗣冲一举全歼，实在是咎由自取。可惜的是，毁掉了颍州光复的胜利成果，破坏了辛亥革命的战略格局。
颍州光复的真相，本来应该完整地保存在《县志续编》中。但是，该书的编纂者中有许多关键人物是国民党人，其中修志馆馆长邢元凯的弟弟邢元伟，是民国初年省议会议员，因为反对袁世凯而与倪嗣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后来被倪嗣冲取消议员资格，并提请北洋政府全国通缉，邢元凯也跟着受到连累；副馆长宁治臣就是受程恩普指派光复太和的宁隽元，他们对倪嗣冲都怀有不同程度的仇恨。虽然该书编者的立场还算比较客观，倪军进城没有抢掠、放过了颍州本地革命党人等等，他们就没有虚构；但是立场决定思想，他们不可能全部、客观、真实地把这次事件完整地记录下来，在许多问题上对张汇滔、程恩普有所回护。如张汇滔对颍州的侵占和抢掠，一方面是讳而不书，实在隐瞒不过又全部归罪于徐国柱，而且说得非常隐晦；淮上军与颍州军、张汇滔与程恩普之间的巨大矛盾也被隐瞒了起来；程恩普亳州战败退回中流村的日期被忽略，并且说程恩普战败后想去支援张汇滔，给人一种程恩普仍与张汇滔团结协作的假象。这些都妨碍了我们了解颍州之役的真相，给研究这次关键战役造成了许多困难。而张汇滔的战友范鸿仙，是《民立报》的主笔，大多数关于颍州之役的歪曲报道都刊登在《民立报》上，经过时间的沉淀，最后变成了影响人们知道真相的“三国演义”，进而变成很多人眼里的“史实”。
十二．张汇滔和徐国柱
浔军祸皖，罪魁黄焕章被枪毙；但是淮上军祸阜，祸首张汇滔居然在重重包围之中，趁着夜色成功突围，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发挥文学想象的空间。关于张汇滔突围逃走的情节，可谓是五花八门，奇说层出。其中最具传奇甚至是神异色彩的说法是：
炮弹穿衣袖而未及体，高队官阵亡，汇滔祭之，炮弹落如雨，左右从祭者多死，而汇滔无伤，敌人掷炸弹于前数次亦未伤。城陷巷战，卫队死者八十余，汇滔仅皮肤受微伤，不日而愈，跃城而下，敌人巨炮十余尊追击，汇滔以枪刺受创，未中要害，被护兵王尚宾背负脱险。
这篇文章出自《张汇滔年谱》，据说是引自张之屏著的《淮上军统筹西北一》，这篇文章是张之屏《淮军纪略》中的一部分。但是，查《淮军纪略》，大大小小共分为19个部分，讲述倪嗣冲攻打张部淮上军的内容在《淮军纪略·经略西路二》，而《统筹西北一》讲述的是张纶等人率领淮上军与倪嗣冲、张勋艰苦鏖战的事，在倪嗣冲攻占颍州以后，不可能再补叙张汇滔在颍州的“英勇事迹”。笔者查遍《淮军纪略》，内中并无此情节，而且语言风格也截然不同，可以断定根本不是张之屏的文章。
此材料既出处不明，其内容也荒诞无稽。阜阳城墙高一丈八尺（《县志续编》），“跃城而下”就相当于从三层楼上跳下来。结果会怎样呢？我上大学的时候，亲手抬过一个从我们宿舍楼三楼跳下自杀的同学，他没有撑过一个小时就死了。张汇滔如果真敢“跃城而下”，下场不会比他好到哪儿去，至少要摔断双腿，那样可就跑不了啦！至于在炮弹、炸弹乃至于“敌人巨炮十余尊追击”时竟然还能逃脱，我们只能说这是“神人天佑”吧！难道敌人的所谓“炮弹”“巨炮”竟然是摔炮儿？
还有一说同样神奇：
淮上军团长徐子清强行要张汇滔突围，张汇滔手撑一柄雨伞，腾身飞出城外，徐子清率领数十名淮上军护卫，突破敌人阻击。倪军“巨炮十余尊追击，汇滔以枪刺受创，未中要害，……”
此说仍然出自《张汇滔年谱》，尾注是“张树侯著《淮军纪略》”。张树侯即张之屏。我核对了一下原文，这仍然不是张之屏的文章！而且《淮军纪略》是纪实，不可能同时记录两种不同的逃生方法。史学界把“年谱”归为“编年体的历史著作类”，而不是小说、纪实文学类，编者（不是作者）应该史料翔实，考订有据，述而不作，秉笔直书；万不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却不料《张汇滔年谱》的“作者”竟然可以替他人说话，虚构史料！
不过，这一次张汇滔手中多了一把雨伞，比起“跃城而下”是不是保险了一点呢？当然不是。雨伞不是降落伞（降落伞在这样的高度根本打不开），攥着雨伞往下跳的时候伞面会往上翻，这样，人还是会像一块石头一样掉下去。而最有可能的是：伞边会擦碰到城墙，这样人就会一头栽下去，或者平着身子趴下去，摔成一只煎鸡蛋。
于是，最容易让人相信的说法就是《铁血雄风》的描述：颍州城被攻破时，“张汇滔抱牺牲精神，决意不走，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后被左右强行架起，缒城而出。”但是就这也过于拔高他了。最可靠的还是《县志续编》的记载：“汇滔缒城去”（《程稚周传》），“汇滔率数十人缒城出”（《颍州光复记》），“孟介缒城走”（《武备志》）。简单地说，就是狼狈逃走，并没有丝毫的英勇表现。其实，兵败逃跑亦兵家常事，为了保存实力卷土重来，东山再起赢得最后胜利，逃跑也未可厚非，又何必把自己打扮得那么英雄？万一后人迫不得已时模仿您老人家的英雄行为，一下子栽断了腿、摔破了头，您这岂不是误人子弟？被人“架起”缒城出和“率人缒城出”，是英雄和狗熊的区别，尽管这一点傻子不一定知道。我们只是不明白：被人强行架起，从平地、地道、水道逃生都好理解，因为那只要不松手就行；但是，架起来从城墙上缒下去是怎么个缒法？颍州城墙那么高，你不攥住绳子往下缒，他们会把你架起来扔下去吗？况且，打仗的时候，总指挥官自然应该身先士卒，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前沿阵地，而逃生处则肯定是在敌人主攻方向相反、攻城兵力最为薄弱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活着逃出来。你既然“要与敌人血战到底”，怎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呢？倪嗣冲战后杀掉的淮上军官兵达500多人，约占驻城淮上军总兵力的半数。这说明重重包围之下，想要逃走并不容易。张汇滔撇下数百名战友在城里，还要标榜自己“决意不走，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糊弄傻子去吧！他真要想牺牲，机会多的是，谁也架不走他！
张汇滔通过编造谎言，骗取了名誉，骗得了地位，甚至骗过了“真相”——那些虚构的、生动的细节，欺骗世人达百年之久。但是，他骗不了的是，那冷酷无情的宿命。
张汇滔老是跟倪嗣冲过不去，却老是斗不过倪嗣冲。他用我们不太明白的手段当上了淮上军总司令以后，适逢北伐军起，他带领的淮上军跟随安徽北伐军进攻阜阳，结果又大败而归。南北议和后，淮上军改编为安徽革命军的一个旅，驻芜湖，张汇滔任旅长，他又联合管鹏、龚振鹏、范鸿仙，一起反对安徽都督柏文蔚。他们甚至在都督府秘书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到芜湖的时候，由龚振鹏出面逮捕了他，如果不是另一位旅长张永正仗义执言，率兵营救，陈独秀很可能就被他们枪毙了（《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545页）。后来安徽裁军，“其中张汇滔的淮上军一旅被指‘军纪太坏’全部撤裁”（《铁血雄风》），这是自己人定的性，淮上军是什么样子的队伍，不言自明。张汇滔没了军队，便直奔南京，投奔孙中山去了。他在孙先生手下担任过许多军职，却从来没打过胜仗。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回到安徽，任安徽讨袁军前敌总司令兼第一支队长，又是跟倪嗣冲对阵，又是败得落花流水。当然他总是有理由向孙先生解说，所以一直是中山先生身边的红人。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一下子成了沿江七省的党务负责人。据说，倪嗣冲五十大寿的时候（1917年），张汇滔曾经组织过一次暗杀，但没有成功，还牺牲了一位叫李子宜的战友。1920年1月29日，倪嗣冲还手反制，派人把他刺杀于上海，两天后不治身亡，卒年39岁。
张汇滔没有白跟了孙中山先生。他死后，孙中山和国民党高层给予他极高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追悼仪式，孙先生并亲挽“国魂不死”，以致哀思。对张汇滔而言，真可谓是“生享富贵，死尽哀荣”了。
我们衷心钦服国民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他坦诚待人，虚怀接物，光明磊落，天下为公，他为了实现共和的理想，拱手让出了大总统之位，的确无愧于“中国的华盛顿”的称号。但是，这样的品行至少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是行不通的。在凶险的政治斗争中，孙先生胸无城府，不擅权谋，太过幼稚和软弱。终其一生，外受制于袁世凯一伙独夫民贼，内受欺于张汇滔一类政治骗子。所以，直到他临终的时候，“革命尚未成功”。
那个在张汇滔到达颍上、颍州前后一直在挑拨离间的徐国柱，到底是何许人也？他跟张汇滔又是什么关系？据《颍州光复记》记载，徐国柱后来成了倪嗣冲的侦探，在上海刺杀了张汇滔的先锋官骈绣章，自己也被革命党抓获，最终伏法。《颍州光复记》的记述非常简略，不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些简单的记述还原当时的情形：倪嗣冲破城以后对搜捕到的、操淮上口音的人一律杀死，没有放过一个，也没有听说有投降的（并非都是宁死不屈的英雄，而是倪嗣冲不给他们投降的机会），徐国柱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因为徐国柱本来在颍州城有住的地方（“侨居”），所以倪军全城搜捕的时候他能侥幸脱逃。但是徐国柱确实太坏了，阜阳城里的革命军和士绅都知道他，巡防营官兵也不可能饶过他。所以，徐国柱很快就被人“点眼”抓了起来。现在他有了一个特权：可以单独和倪嗣冲在一起，叛变也不会被外人知晓，于是他投降了。倪嗣冲对这样一个没有骨气的癞皮狗倒也宽宏大量，饶过了他，但是要求他“立功自赎”，抓捕或者刺杀淮上军将领。按说，叫他当刺客就得放了他，那他不就可以趁机逃跑了吗？何必拼了命去当刺客呢？因为他是“侨居”阜阳，可能一家人都在这里，倪嗣冲可以拿他全家的生命和财产去要挟他。所以，后来（没有确切的日期）他还真的刺杀了骈绣章，结果被革命党人逮住枪毙了。但是，这里仍有许多疑团待解：徐国柱为什么要侨居阜阳？如果是做生意，为什么对革命那么感兴趣？一般人尤其是生意人对于发生战事的地方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他得知张汇滔进军颍上却会跑过去？他与张汇滔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他仅仅是个侨居阜城的生意人，张汇滔为什么会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中都没有给出答案。我们注意到：《颍州光复记》说徐国柱“狙杀旧同志骈绣章于沪”，说明徐国柱和骈绣章本来是革命同志。那他侨居阜阳城是怎么回事？根据种种迹象，我觉得完全可以认定：徐国柱本来就是张汇滔提前安插在颍州的探子！这就是说：张汇滔早就做好了夺取颍州的打算，并且预先埋伏了探子。只是，这个探子最后反咬一口，杀死了自己的战友！
十三．倪嗣冲的辩解
倪嗣冲攻下颍州，引起了淮上军总部的一片惊慌。当时王庆云正在东部前线巡察，寿州军政府派出郭行健（舫仙）、孙多荫（席安）为代表，与倪嗣冲进行和谈。鉴于当时南北议和的局势，双方都做了很大的让步，最后达成以下协议：
一、阜阳由倪军驻扎；
二、颍上归民军驻守；
……
六、现在境外之张某，两方均认为土匪，会同剿灭；
七、此约以电到之日发生效力。两方先得电者，务必通知他方。
此条约刊登在《申报》1912年1月3日第4版，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其中第二条约定“颍上归民军驻守”，等于承认了淮上军对颍州府属县颍上的占领，说明倪嗣冲做出了重大让步。最搞怪的是第六条，这里的“张某”就是张汇滔。他虽然逃往外地，仍然被双方公认为是土匪。从这里可以看出：倪嗣冲所说的颍州官民前往寿州革命军政府告状时，王庆云说张汇滔“尾大不掉，无可如何”绝不是凭空捏造。
1911年12月3日，革命军在武昌开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4日，南京光复，由此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党人组织起来，与北方展开了正式谈判。12月18日，南北议和代表在南京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和谈。倪嗣冲攻陷颍州是在12月15日，属于南北议和商定的停战期间，因此受到南北双方和谈代表的一致谴责。倪嗣冲辩称沿途探询到的消息都证明淮上军的行径就是土匪，自己是在剿匪，不知道城里是革命军。况且自12月15日接到停战命令，倪嗣冲部就一直驻守颍城，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与淮上军政府签订停战协议（七条）后，自己的军队始终驻扎在阜阳县界内，根本没有采取过越界行动。《铁血雄风》说他“并谎称进攻阜阳前，曾电询黎元洪，得到的回答是张汇滔确非革命军”。这里的“谎称”带有感情色彩。“电询”就是打电报询问，双方都有底稿，黎元洪是革命党，如果倪嗣冲没有电询，黎元洪难道会替他隐瞒吗？
在倪嗣冲的辩解中，让人普遍感到好笑的是倪嗣冲竟然说：“我亦革命党人，何能于停战期间自伤同类？”其实，“革命”在古书中就是“改换天命”、“改朝换代”的意思，而不是现代意义的由日语转译过来的“制度革命”。在倪嗣冲看来，所有参与推翻满清政权的都是革命党人。而袁世凯即将取代清廷登上宝座，自己是袁世凯一党的人，当然就是“革命党人”。这就是倪嗣冲理解的“革命”，正儿八经的从《尚书》时代传承下来的理念，是一个皇帝取代另一个皇帝，由姓爱新觉罗改姓袁，由满人掌权变为汉人当政，而不是改集权为民主，改帝制为共和。这其实是新旧观念不同、对“革命”一词理解的差异造成的笑话。在倪嗣冲看来，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颍州之役给寿州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导致淮上军迅速分化。本来淮上军各部将领到总部索要枪械、粮饷，一天都有几起。但寿春一隅毕竟枪械弹药有限，要到南京、上海筹措，首先需要银两，其次需要时间，绝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但是这些人不管，一不满足就破口大骂，拍桌子、砸东西，甚至放枪，威胁总司令王庆云。王庆云的日子非常难过，于是就借口筹饷，一走了之，把寿州的军政事务交由李诱然主持。李诱然是个官宦子弟，既不熟悉军事，在军中地位又低（他是东征军将领中的最后一名），根本不能服众。最主要的是他也和王庆云一样，没法满足前线将士们的需求，还是免不了天天挨骂。没有多久，他就趁着夜色的掩护，离开了寿县。
张汇滔颍州战败后，先是退到三河尖，再退回寿县，然后借口请兵，跑到南京去了。在那里，他找到了《民立报》的主笔范鸿仙，编造了关于颍州失败、倪嗣冲屠杀革命党人的一系列假话，后来《民立报》上那些颠倒黑白、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报道，就是这样来的。很有可能他在那里碰上了王庆云，知道寿州军政府的乱象，于是在李诱然走后的第三天，他就回到了寿县，当上了淮上军总司令。靠着在河南新蔡三岔口缴获和在颍州抢掠得来的枪械粮饷垫底，他很容易就在淮上军中站稳了脚跟。
张汇滔在南京的宣传确实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在南方革命党人看来，淮上军就是“革命军”，张汇滔就是革命党。倪嗣冲在这个时候攻打淮上军，就是破坏了停战协议，应该受到惩罚。这种情况连北方代表也抹不开面子，于是形成了南北双方一致谴责倪嗣冲的局面。倪嗣冲当然要给自己辩白，但他的证据在革命党看来，就是造谣污蔑，为自己开脱。他说剿匪没错，革命党就说他借“剿匪”的名义屠杀革命党人；他说已经和寿州军政分府达成协议，双方各守本土，互不侵犯，革命党偏说他已经大举南犯。总之，在革命党人看来，倪嗣冲屠杀革命党人，罪该万死，必须讨伐。这种“革命”的观点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史资料、报刊、网络上的文章，都是说张汇滔是英雄，淮上军是革命党，倪嗣冲是造谣污蔑杀害革命党人的刽子手。至于光复颍州的到底是淮上军还是程恩普（很多研究者甚至都不知道有程恩普这么个人），淮上军在颍州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当地的官绅和老百姓都异口同声地“污蔑”淮上军？为什么颍州的乡绅、驻军和老百姓那么轻易就反了水，为什么倪嗣冲屠杀淮上军的时候颍州城里没有一个人掩护淮上军？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人去思考，更没人费心加以辨正。
十四．革命军的反击
1911年12月29日，在南北议和无果的情况下，独立的南方十七个省的代表在南京开会，单方面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并宣布本年为民国元年，改用以太阳年为周期的阳历，中国人使用阳历从这个时候开始。需要说明的是：清政权使用的仍是阴历，包括电文中的日期，还是和公历不同，需要加以换算才能知道对应的阳历日期。为了减轻民国政权的压力，争取袁世凯的同情和支持，促使清廷早日退位，顺利实现共和和全国和平统一，孙中山声称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自己情愿让出大总统之位。但是，在谈判没有结果，也没有完全破裂的时候，这种单方面选出总统的举动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袁世凯自然大为震怒，于是和谈破裂，双方开始进行战争准备。
此时，和谈不能解决问题，妥协没有出路，革命党中以武力解决国家体制问题的意见占了上风。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任总参谋长，分兵六路，大举北伐，第一次北伐开始。在安徽境内，省会安庆率先组织成北伐军，司令柏文蔚派卢镜寰（字慈甫，阜阳人）率两个步兵营向颍州进发。随同卢镜寰进攻倪嗣冲部的还有芜湖、庐州（合肥）的国民军，张汇滔部淮上军也在其中。
这一切都没能瞒住倪嗣冲的法眼。倪嗣冲似乎一直在安排侦探，窥伺革命党人的动向。1912年1月16日，就在革命军进攻颍州的前10天，倪嗣冲就已经摸清了革命军的全部底细，并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革军北伐队决计由颍犯豫，已派镇江统制柏文蔚带二十二营全数开赴皖北”，其他各路陆续开到寿州。要求增派军队以备防守，另请安排在徐州的张勋从东线重点进攻，以牵制革命军。
1912年1月26日，革命军分水陆两路，顺利进抵阜阳东的六十里铺（颍上县西界）。此时倪军在六十里铺西的四十里铺（属于阜阳县）——这与革命党人宣传的倪嗣冲大举南犯的形势完全不符。从这一点看，倪嗣冲确实是恪守了和谈协议，没有越界进攻寿州的淮上军。革命军侦知情况后立刻对四十里铺发起了攻击。同时，倪嗣冲也通过逃难的颍上乡绅了解到革命军的动向，命令开炮轰击。但炮营管带于秀山、哨官段其滨同情革命，偷偷命令炮兵抬高了炮口，炮弹都落到革命军的背后。于是倪军大败亏输，先退到十八里铺，再退到七里铺，还是支撑不住，最终不得不退回到城里。
倪嗣冲回城后，立刻调兵遣将，整肃队伍，申明纪律，准备防守。但面对重重包围的卢镜寰部革命军，他也知道胜算不大，先后向清廷内阁和河南巡抚齐耀琳拍电报请求增援，齐耀琳也转请清廷火速支援人力、武器、弹药，但这显然已经太迟了，等到不知何方的军援来到颍州，能不能用上都很难说；再者，即便及时送到，隔着重重包围，究竟是送给谁用也不好讲。所以倪嗣冲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但是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卢镜寰部节节胜利，连战克捷，不免产生骄傲轻敌的心理，放松了警惕；而倪部收缩战线后本就易于防守，颍州城坚固的城墙也为他们壮了不少胆，增加了他们固守待援的信心。1月29日拂晓，革命军发起攻击，倪军在城外分左、中、右三路进行顽强抵抗。下午1点钟，革命军的攻势似乎没有减弱，倪军眼看难以支撑，但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沿颍河大堤潜行到敌军侧翼和后方，突然发起袭击，把革命军切为四段，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阵脚大乱。淮上军是吃过大亏的，所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能来阜阳打仗就不错了，这一下侧背突遭偷袭，以为是倪嗣冲事前埋伏重兵，诱敌深入，内外夹攻，一举全歼的。有了这个恐惧的念头，所以淮上军掉头先逃。“兵败如山倒”，接着就是“多米诺效应”，全军大溃退。倪军见状，立刻反击，革命军仓皇东撤，倪军一直追到十八里铺，方才收队。当天晚上，密探报告：大约有四五百名革命军驻扎在离城20里的申寨，倪嗣冲又派原颍州府巡防营管带、现皖豫巡防左营管带朱兆勋，率领步兵和骑兵各40名，夜袭驻扎在申寨的革命军，又一次大获全胜，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革命军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大仗过后，无论胜负，都要防备敌军乘夜劫营。夜袭敌营，一旦得手，胜方可以扩大战果，败方则可以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安徽境内的革命军两次北伐，都是分为东西两线。东线对阵张勋，两次都取得了胜利；西线对阵倪嗣冲，却都以失败而告终。个中原因，当然都与张汇滔有很大的关系；而民心的向背，则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革命军败走阜阳以后，革命党内部的妥协势力崛起，主动要求停战，南北媾和。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民国大总统，7月7日，任命倪嗣冲负责处理河南边界善后事宜；7月21日转为负责“督办苏豫皖鲁边界剿匪事宜”，并兼总统府军事顾问官。从此，倪嗣冲牢牢地控制了阜阳。国民党组织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袁世凯任命为安徽督军兼民政长，掌握了安徽全省的军政大权。
